摘 要
我国作为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国家，在国际贸易中所获得的利润却不如其他国家，在疫情期间我国作为世界少有的正向增长的经济体，有着独特的社会经济市场环境。国际贸易的发展中存在较大的风险，国家之间的人口数量、文化、教育水平都与国家是否贫穷有着密切的关联性，随着数字化水平的提升，我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也日渐上升，但我国贸易产业链还处于较低的地位，我国出口的商品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低，知识产权等服务贸易一直处于贸易逆差地位，为研究我国服务贸易业发展，本文通过研究数字经济与我国的服务贸易高质量发的影响，认为应该从科技技术创新、人才搭建、帮助中小企业实现公平竞争等几个方面来着手。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对我国的服务贸易起到了积极作用，提升了我国服务贸易的服务质量，提高了贸易效率，降低了服务成本。
关键字：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数字经济；面板数据模型
Abstract
As the world's largest goods trading country, China's profits in international trade are not as good as those of other countries. During the epidemic, China, as one of the few positive growth economies in the world, has a unique social and economic market environment. The larger risk, in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trade between countries the number of people, culture, education level and national whether poverty have close correlation, with digital level of ascension, the status of our country in international trade is also rising, but trade industry chain is still in a lower position in our country, our country export commodities low-tech, low added value, In order to study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service trade, this paper studies the influence of digital economy and the high quality of China's service trade, and thinks that we should start from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alent building, helping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to achieve fair competition and other aspects. Research shows that digital economy plays a positive role in China's service trade, improves the service quality of China's service trade, improves trade efficiency, and reduces service costs.
Keywords: Trade in service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Digital economy; Panel data model
绪论
（一）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1、选题背景
初代计算机的产生之后，生产工业化就像安上了加速的火箭，伴随着工业机器人的产生，世界生产效率也得到了显著提高。此后，随着数字货币的不断发展，数字化经济已经普及到了全国各地。当前我国货币中心研究了数字人民币，美国有Facebook发行Libra，都是数字经济发展的体现。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2020年货物进出口总额已经高达32.16万亿，同比增长了1.9%，虽然新型冠状病毒席卷了全球，让全球经济体都出现了下滑的趋势，但在我国却保持着全球第一货物贸易大国的地位，服务进出口总额4.56万亿人民币，同比下降了15.7%，虽然我国付服务贸易行业增长下降，但贸易逆差收窄，服务贸易规模在世界占比7.2%，保持着全球第二服务贸易国地位。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效率也在不断地进步，数字化技术帮助了国内的企业改善了生产效率，在国家的重视下，数字经济基础建设也得到了保障，在5G、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AI技术等一系列软件、硬件的支持下，经济数据化得到了保障。
在数字经济的条件下，我国服务贸易的支付手段更加便捷，2019 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关于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对我国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战略目标与主要任务做了全面部署，表明推进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在“十四五”时期之后，推进中国贸易全面发展也被写入十八大，党中央对优化我国贸易结构、增强外貌综合国力，提高贸易发展新动能，构建开放、完善的经济体系做出了知道方针，本文就数字经济对我国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做出研究，通过研究贸易过程中的贸易结构、服务质量、服务行业，了解数字经济对我国服务贸易行业发展所造成的影响。
2、研究意义
我国加入WTO是在2001年，距今已经有21个年头，2022年1-2月，全国实际使用的外资金额为2437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了37.9%，相比2001年增长数倍。商务部在对3000多家重点外资企业调查中，94.9%的企业对未来经营前景保持乐观的态度，通过引进高质量的资金，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不断提高，最初我国出口商品都是一些低成本商品，随着我国的用人成本也日渐增加，劳动密集型行业逐步向东南亚转移，我国的人口红利减弱，生产要素和生产之间的关系需要进一步调整。为此本文对数字经济和我国服务贸易之间的关系做出研究，希望能够寻找二者之间的影响因素和内在联系，帮助我国服务贸易行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二）研究内容
（1）现状分析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贸易进出口今年来已经得到显著提升，2021年全年贸易顺差为20445亿元，为了与我国贸易发展同步，通过数字化来提高我国贸易的服务水平是不可或缺的路径。通过观察2015-2020我国的服务贸易进出口的数量，通过建立贸易与数字经济之间的联系，发现当前我国服务贸易增长速度与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且是正相关性的。
（2）理论分析
本文以我国服务贸易行业作为研究的对象，结合当代数字经济技术，研究了我国目前服务贸易现状和数字经济之间的关系，对服务贸易的规模、特点、结构作出分析。 Lopez和Marie（2017）认为数字贸易是国际贸易发展在货物贸易和全球价值链贸易之后的第三个阶段。它包含了数字交付贸易、有形商品贸祕以及传统贸易链。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2017）提出“数字贸易”应当是一个更为宽泛的概念，将实体货物进一步纳入数字贸易范畴。国内学者从数字贸易与跨境电子商务的关系入手，对数字贸易的定义进行界定，对于广义和狭义的定义持有不同的观点。贾怀勤（2018）指出数字贸易与电子商务概念交叉，在“广义版定义中，数字贸易涵盖了电子商务；在“狭义版”定义中，数字贸易属于电子商务的组成部分，是电子商务范畴内的服务贸易。马述忠（2018）、沈玉良（2018）等学者对数字贸易的定义采用广义版定义，马述忠（2018）指出数字贸易是未来跨境电商的发展方向，以数字化技术为支撑，以制造业智能化为目标，具有个性化、虚拟化、生态化、平台化等属性。
（3）实证分析
通过研究我国2015-2020年间的贸易进出口金额、数字基础化设施、数字化水平两个方面的量化指标，从而寻求数字化与我国贸易服务业之间的内外联系，此外，针对我国服务贸易行业的结构，本文主要从高、低附加值行业来研究服务贸易之间的规律，其中高附加值行业包含金融、知识产权、通信等，低附加值行业有采矿、零部件、服装等行业。通过建立数字经济和高质量、低质量贸易之间的关系，量化数字经济对服务贸易也的影响，以数字基础设施、数字技术水平、消费者数字化为三个指标构建动态贸易引力模型和面板数据模型模型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为推动我国服务贸易发展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二、理论基础及文献综述
（一）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1、概念界定
（1）数字经济
数字经济来源于数字化发展，在贸易中，数字化发展带来了数字贸易的发展。Brynjolfsson and Michael（2000）在信息不断发展的今天，数字化信息处理降低了产品服务的价格，实现了快速匹配交易信息，并产生了许多交易平台。Goldfarb and Tucker（2019）数字化平台交易大大降低了交易费用，对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Geruzzi（2003）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计算机技术由此诞生，随着信息处理、储存、检索等功能逐渐走入大众化，数字化的商业网络也应运而生，数字经济也形成了初步模型。Weber（2010）在数字经济发展的前提下，数字贸易是指通过互联网数字信息技术来完成商务活动、产品交换。东亚银行的初步估计显示，数字经济一直是美国经济的一个亮点，从2006年到2016年，平均每年增长5.6%，而不是1.5%总体经济增长。其中，数字经济占6.5%(1.2092亿美元)2016年以当前美元计算的GDP(186245亿美元)。与传统的美国工业相比行业方面，数字经济排名仅低于专业、科学和技术服务，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2013）数字贸易是由数字产品和贸易标的以及互联网产品作为媒介组成。
（2）服务贸易
高伟（2014）服务业产业内贸易由GATS划分为：跨境交付、境外消费、自然人流动和商业存在几种类型，也有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定义：根据国际收支情况认为一个国家的服务贸易是一个经济体居民与世界其他经济体居民之间的服务所发生的交易。许唯聪、李俊久（2020）目前我国的服务贸易主要包含三个方面：服务贸易经济效益、服务贸易结构与竞争力、服务贸易的创新发展与规则重构。
2、理论基础
（1）交易成本理论
交易成本最早是由罗纳德·科斯在1937年发表的《企业的性质》文章中提出的，科斯认为交易成本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的交易成本是指不直接发生的所有成本。狭义上的交易成本是指获取市场信息所需的信息成本、谈判成本和经常性合同成本，它是经济体系运行的成本。他认为，在交易的很多环节都会产生一定的成本，如:信息收集的成本、讨价还价的成本、监控和跟踪的成本等。由于国际贸易过程较长，贸易各方贸易之间的距离更远，贸易成本会比国内贸易更高。根据国际贸易的发展，信息搜寻成本是在国际贸易开始之前产生的；运输费用发生在国际贸易运输过程中；进出海关都会产生通关费用，海关费用发生在进出海关时。因此，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可以有效降低贸易各方面成本，确保贸易中双方获利。不仅能提高我国服务贸易的积极性，也有助于服务贸易的长期稳定发展，有助于我国服务贸易的高质量发展
（2）自由贸易理论
自由贸易理论是由亚当·斯密提出的，他认为社会的有效分工可以使生产效率提高。其核心要点有：自由贸易可形成互相有利的国际分工；扩大真实国民收入；自由贸易下，由于进口廉价商品，国民开支减少；自由贸易可加强竞争，减少垄断，提高经济效益。企业在自由贸易条件下，要与外国同行进行竞争，这样就会消除或削弱垄断势力，从长远看，能促进一国经济增长；自由贸易有利于提高利润率，促进资本积累。
亚当·斯密的绝对贸易理论：一国出口具有绝对优势的产品，进口具有绝对劣势的产品。大卫·李嘉图在绝对优势理论基础上发展出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国际贸易的基础是生产技术的相对差别，而不是绝对差别，以及由此产生的相对成本的差别。一国出口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而进口本国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后来，赫克歇尔和俄林根据生产要素比率的差异完善了比较优势理论。他们都认为自由贸易能使贸易双方贸易的基础是国与国之间生产条件的差异。对外贸易还能使一个国家迅速扩大其产品在市场上的销售规模。因此，通过发展推动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利用增加要素禀赋差异增加我国服务贸易中的优势，不经可以提高我国在国分工中的地位，同时促进我国社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目标。
（3）产业融合理论
随着全球信息技术和数字技术的快速迭代更新，数字化浪潮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加速了服务产业的相互融合发展。产业发展是信息技术发展使得不同行业、不同产业或相同产业内部的相互融合、相互发展，主要表现为产业渗透、产业交叉和产业重组，产业间相互融合发展有利于提高生产力和竞争力，模糊产业边界，降低产业间的贸易壁垒。
在数字化浪潮的推动下，数字经济的发展带动了新的商业模式的出现，信息在各产业间的快速流动，加速了服务和服务产品的更新迭代，促进产业内部的优化升级，完善整个服务贸易产业链；同时推动各个服务业之间的相互融合发展，构建数字化和智能化一体的产业格局
（二）文献综述
第一，关于服务贸易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对于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的现状，国内学者都进行了相应的研究。王国安、杨军安（2005）指出了我国服务贸易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将近 20 年的时间里我国的服务贸易进出口额就增长了近26倍，尽管如此我国服务贸易的总额所占世界市场的总额比重仍比较小。然后通过对服务贸易竞争力指数和服务贸易结构的分析，指出了我国服务贸易发展的现状与问题，并且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办法。赵景峰、陈策（2006）指出，从进出口来看，我国服务贸易中只有旅游业和其他商业服务处于顺差状态，总体上一直存在着贸易逆差；另外在我国服务贸易的行业结构来看，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的重要部门为运输、旅游和其他商业服务部门。而且他们通过计算了我国服务贸易各部门的贸易竞争力指数得出旅游业的指数为正，除此之外的其他竞争力指数全部为负。王慧敏（2013）年在对我国服务贸易近十年的历史数据研究的基础上指出，我国服务贸易总额增长较快，世界排名提升、服务进口增长快于出口，贸易逆差继续扩大、服务贸易结构不合理， 新兴服务贸易行业比重偏低、以及服务贸易各部门竞争力不足，新兴行业处于劣势。从而在此基础上指出了我国服务贸易存在的问题，分析了我国加快服务贸易的战略意义，并有针对性的提出了加快服务贸易的措施建议。
第二，关于数字经济对服务贸易影响的相关研究。针对数字经济对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相关研究，部分学者提出相应回应。李锦梅（2021）提出随着数字技术与各产业的深度融合，以及国家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的政策支持，数字服务贸易规模增长快速，结构不断升级，创新贸易新模式、新业态。潘妍（2020）指出伴随着以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5G 等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服务贸易数字化已经成为大势所趋，数字服务贸易成为服务贸易增长的主要来源。孙恒有（2021）也提出数字经济与现代服务业的融合催生出众多新业态、新模式，给服务贸易提供了更加丰富的技术手段，特别是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暴发以来，数字技术推动服务贸易创新发展，带来新的服务贸易增长点。
三、数字经济及我国服务贸易发展概况
（一）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现状
数字经济的发展已经进入高速增长的状态，据《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21》内容，，2020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39.2万亿元，较2005年增长了约15倍，在GDP占比已经超过30%，随着2019年席卷全球的新型冠状病毒，世界经济都受到了严重打击，面对这种经济形态，我国数字经济在2020年依然保持着正向增速，数字经济同比增长9.5%，同期GDP增长率为2%，在广东、江苏、浙江等13个城市数字经济规模总量超1万亿，北京上海数字经济的总金额超GDP一半占比，根据相关部门统计，2005-2020年间数字经济规模增长超15倍，远超同期GDP增速，数字经济对GDP贡献已经超过50%,在新冠疫情期间，居家办公和线上电子商务、教学已然常态化，更进一步推动了我国的数字化发展。而在三大产业中，数字经济贡献率分别为7.6%、37.8%、以及54.5%。随着人工智能、5G技术、大数据用于疫情的监测，我国互联网技术得到了空前的发展，通过发掘现有信息，帮助我国数字化实现变革。
图1 我国2017-2021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户
（二）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现状
1、中国服务贸易总体规模
图1：我国2015-2020年货物和服务贸易差额
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
从我国服务贸易可以看出近年来我国的货物和服务贸易行业的顺差近年来有所增加，由于疫情原因2020年1月各国都封闭港口，所以没有货物进出口，2022年1月，我国国际服务贸易进出口规模金额超5000亿元。我国服务贸易行业高附加值如知识产权2015年至今贸易状态都为逆差，说明我国知识产权在国家上的认可度远不及其他国家，在此需要政府进行扶持，帮助企业实现知识产权的变现与转换。
2、中国服务贸易结构
中国服务贸易范围广泛，大体分为2大类：低附加值服务贸易和高附加值服务贸易。其中，低附加值服务贸易包含：货物贸易、加工服务、维护和维修服务、运输服务、旅行服务和建设服务等。而高附加值服务贸易是指：保险和养老金服务、金融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电信计算机信息服务和其他商业服务等。为了进一步分析数字经济对服务贸易的影响，我们分别列举了附加值服务贸易和高附加值服务贸易在2015-2020年的贸易差额。
|
时间 |
货物贸易 |
加工服务 |
维护和维修服务差额 |
运输服务 |
旅行服务差额 |
建设服务差额 |
|
2015 |
35932.68199 |
1267.3667 |
141.495121 |
-3044.66 |
-11934 |
389.578 |
|
2016 |
32816.37153 |
1228.0506 |
200.641881 |
-3132.03 |
-14488 |
273.407 |
|
2017 |
32179.65372 |
1207.5765 |
246.713954 |
-3767.35 |
-14595 |
243.581 |
|
2018 |
26974.38864 |
1137.2331 |
307.20157 |
-4362.38 |
-15672 |
328.962 |
|
2019 |
34606.07448 |
1059.148 |
442.390519 |
-4064.93 |
-14925 |
347.012 |
|
2020 |
37202.73839 |
954.22771 |
306.667233 |
-2951.47 |
-9178 |
315.23 |
表1. 低附加值贸易差额表(单位:亿元)
接下来，我们分析低附加值贸易差额的趋势。在低附加值贸易中，货物贸易差额占比最重。从2015-2020年的数据，可以看到货物贸易差额变化不大。尽管在2018年中美贸易战中，货物贸易差额出现减少，相比2017年减少大概16%。但是，货物贸易差额在2019年则强势回归，超过2017年。加工服务差额在逐年减少。在过去10年，不少国外工厂搬离中国，迁往越南、泰国、老挝等其他东南亚地区。维护和维修服务差额和建设服务差额则呈现了逐年递增的趋势，则表明我国逐步掌握了一些中端的维护维修技术和建设技术，且在向国外进行输出。虽然2020年由于疫情原因导致运输服务和旅游服务差额有所缩减，但是运输服务和旅游服务差额在逐年扩增。
|
时间 |
保险和养老金服务差额 |
金融服务 |
知识产权使用费差额 |
电信计算机信息服务差额 |
其他商业服务 |
|
2015 |
-186.2964262 |
-21.09444 |
-1301.6073 |
818.936 |
1168.36 |
|
2016 |
-585.4508672 |
82.979462 |
-1508.2535 |
858.7155 |
937.706 |
|
2017 |
-428.3800293 |
139.40841 |
-1608.5522 |
515.8092 |
1038.4 |
|
2018 |
-461.5099733 |
89.245612 |
-1978.1514 |
461.6858 |
1243.32 |
|
2019 |
-409.403828 |
97.088756 |
-1913.9495 |
542.2757 |
1308.97 |
|
2020 |
-520.4160183 |
78.987066 |
-2118.6136 |
424.3952 |
1455.83 |
表2. 高附加值贸易差额表(单位:亿元)
在高附加值贸易差额表中，我们注意到金融服务差额从2015年的负值到2016年的正值，实现了400%的增长。这一转变的重大原因是：2015年国务院首次在国家层面明确了普惠金融的定义：立足于机会均等，致力于为社会各阶层提供多样化、便捷化的金融服务，此后中国开始大力推广普惠金融。保险和养老金服务差额与知识产权使用费差额在过去6年时间里一直是贸易逆差，尤其是知识产权使用费差额几乎是在逐年递增。相反，电信计算机信息服务差额和其他商业服务差额一直是贸易顺差，而且其他商业服务差额在逐年增加。电信计算机信息服务差额在2017-2020年基本稳定。
我们分别统计了高低附加值贸易差额。如下图所示，我们发现低附加值贸易差额在2015-2018年是逐步下降，而在2019-2020则是回暖上升。高附加值贸易差额从2016年开始就一直是贸易逆差，除了2019年有所缓和，整体是贸易逆差逐年扩大。
图2. 高低附加值贸易差额趋势图
我国保持着货物进出口第一、服务贸易第二的地位，2020年我国货物出口总额大32.16万亿，高附加值服务贸易行业如金融、计算机、电信业近年来也都为正向收入，但知识产权一直是逆差的状态，低附加值服务贸易如货物服务贸易、服务贸易、加工服务、维修等服务贸易业，其他均为顺差。
3、数字经济对我国服务贸易的影响路径
数字化浪潮已成为全球经济快速发展的至关因素，数字经济也在全球范围内蓬勃发展。数字经济的发展扩大了服务贸易的贸易对象，减少贸易壁垒，提供和创造出更多数字化产品和服务，有利于带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推动我国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
4、数字基础设施对服务贸易的影响
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数字基础设施的更新换代，帮助了服务贸易提升了工作效率，降低了成本。
5、数字技术应用对服务贸易的影响
当前随着5G，数字信息技术的发展，有跨国电商网站如亚马逊、易趣等，帮助各个国家实现了零接触购物，降低了购物成本和囤货成本。
四、数字经济对我国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分析
（一）模型设定
贸易引力模型，最早由Tinbergen和Poyhonen在20世纪60年代同时提出，贸易引力模型认为两国或两地区之间的双边贸易额与两国之间的经济总量成正比、与两国之间的空间距离成反比。贸易引力模型的基本公式是：
（1）
其中I表示城市之间流动人口数量，POP表示城市人数，D表示城市之间的距离，α、β表示参考系数。
Linnemann（1966）在评价Tinbergen中强调该方法的优点在于估计了贸易流量的距离，此后再追加了两个解释变量，优惠贸易政策和地理距离，并通过对数化处理得到如下公式：
（2）
其中
表示i国想j国出口，Yi为i国国民生产总值，Yj为j国国民生产总值，Dij为两国之间的距离，P反应区域优惠虚拟变量。在该模型中不考虑国家之间的税收，宏观经济政策的因素，该模型是静态分析模型。
（二）数字经济与服务贸易的线性回归分析
（1）相关性分析
首先，我们查看数字经济在全国GDP的占比率逐年的变化趋势。如下图所示，从2011年只占比大约20%到2020年占比接近40%。这说明了数字经济在过去10年左右时间内已经成为全国GDP的一个重要占比。
图3. 数字经济占GDP比重的趋势图
于是，我们将数字经济增量与高低附加值服务贸易差额增量进行了相关性分析。在0.1的置信水平上，数字经济增增量与低附加值贸易差额增量，服务贸易差额增量存在一定相关性。
|
|
数字经济增量与低附加值贸易差额增量 |
数字经济增量与高附加值贸易差额增量 |
数字经济增量与服务贸易差额增量 |
|
皮尔逊相关性 |
0.824 |
0.573 |
0.826 |
|
显著性(双侧) |
0.087 |
0.313 |
0.085 |
表3. 相关系分析表
（2）线性回归的模型设定与变量选取
鉴于相关系分析结果，我们随后对数字经济增量与服务贸易差额增量做了线性回归。模型设定如下：
其中
，是服务贸易差额增量，
是常量，
是系数，
是数字经济增量，
是误差项。
在整个模型设定中，解释变量是，即数字经济增量。被解释变量是，即服务贸易差额增量。一方面，我们根据相关系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增量与服务贸易差额增量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另一方面，不少文献也表明国内数字经济的发展能促进服务贸易发展。
（3）线性回归的实证结果分析
在线性回归分析表中，ANOVA表明模型整体的回归是显著的。不管是常量还是系数，它们均在0.1的置信水平上存在显著性。因此，模型构建正确。由于系数大于零，则表明数字经济增量促进了服务贸易差额增量。这也暗示数字经济对服务贸易有促进作用。
|
ANOVAa |
||||||
|
模型 |
平方和 |
自由度 |
均方 |
F |
显著性 |
|
|
1 |
回归 |
173368531.123 |
1 |
173368531.123 |
6.423 |
.085b |
|
残差 |
80979281.749 |
3 |
26993093.916 |
|
|
|
|
总计 |
254347812.872 |
4 |
|
|
|
|
|
a. 因变量：服务贸易差额增量 |
||||||
|
b. 预测变量：(常量), 数字经济增量 |
||||||
表4. 线性回归分析的ANOVA表
|
系数a |
||||||
|
模型 |
未标准化系数 |
标准化系数 |
t |
显著性 |
||
|
B |
标准错误 |
Beta |
||||
|
1 |
(常量) |
-30434.535 |
12444.046 |
|
-2.446 |
0.092 |
|
数字经济增量 |
0.099 |
0.039 |
0.826 |
2.534 |
0.085 |
|
|
a. 因变量：服务贸易差额增量 |
||||||
表5. 线性回归分析的系数表
（4）数字经济与高附加值服务贸易
尽管我们已经验证了数字经济与服务贸易的增量关系，但是数字经济更多影响是高附加值贸易。而且，数字经济在国内的发展离不开2个重要因素：数字基础设施和数字技术应用。为了进一步分析数字经济与高附加值服务贸易之间的关系，我们采用线性回归分析方法构建了如下模型：
其中，
是高附加值服务贸易的占比，
是常量，
是数字基础设施，
是数字技术应用。
表6. 数字经济对高附加值服务贸易的回归
|
解释变量 |
HighTradeRate |
|
infrastructure |
0.0013 * |
|
application |
0.0034 * |
注：* 表示在 10% 水平上显著。
根据实验结果回归表，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数字基础设施还是数字技术应用，它们的回归系数均为正值，暗示它们对高附加值服务贸易均有促进作用。而且，我们也发现数字技术应用的系数大于数字基础设施的系数，这也表明数字技术应用对高附加值服务贸易发展的促进作用高于数字基础设施。highTradeRate 在Infrastructure的评分为0.0013，在应用上的显著水平为0.0034，其结果都小于0.01，所以原假设成立，数字经济对高附加值的贸易影响是显著的。
五、结论及对策建议
（一）结论
1、根据2015-2020年的我国高低附加值服务贸易数据对中国数字经济和服务贸易发展现状进行了整理分析，近年间数字经济对我国服务贸易发展整体规模呈现上升态势，但我国服务贸易逆差仍较大。从服务贸易结构来看，将服务贸易大体分为两类，其中低附加值服务贸易一直处于顺差地位，以货物贸易、加工贸易等为主；而高附加值服务贸易一直处于逆差且整体贸易逆差逐渐扩大，以保险，知识产权等为主。
2、本文论证了数字经济对我国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正向作用，其中根据数字经济作用机制论证了其经济增量及影响因素对服务贸易发展的影响程度，发现数字经济增量及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数字技术应用都为正向影响，其中数字经济增量促进服务贸易差额增量，数字技术应用对服务贸易发展促进作用高于数字基础设施。
因此，要发展我国高质量服务贸易需要通过提高我国产品的研发水平，让生产力符合国外标准，同时需要在国内形成公平公正的竞争市场，让中小企业得意发展，第三是需要降低服务贸易的成本，对出口退税、高端服务业的出口如金融、保险、知识产权等应该降低税收，予以扶持，在建立完善的人才培养机制，帮助我国服务贸易发展。
（二）对策建议
1、增强研发支出，大力发展我国商品创新能力
产业是贸易的基础。贸易高质量发展取决于产业的高端化、高智能化。为此，一要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在重大关键技术攻关中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推动国家科技创新中心专攻“卡脖子”的技术难题。二要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加大对研发活动的财政投入、税收优惠和金融支持力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完善要素市场改革。三要强化国际科技合作。支持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研发中心，鼓励国内大企业与国际跨国公司、国内中小企业建立技术联盟，形成有助于国内企业创新发展的产业生态。四要发展服务型制造。适应制造业服务化发展趋势，发展服务型制造，推动制造业服务化转型，提升制造业附加值。
2、形成公平竞争环境
我国2021年出台《中国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对我国国内的市场环境进行整顿，要想实现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就需要创造公平的发展环境，帮助中小企业解决融资难的问题。推动高水平开放，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一要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有序推进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相关业务开放。二要在三大对外开放新高地，即上海等2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北京等四省市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地区，实行差别化试点，探索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高水平开放。三要加快高标准自由贸易区建设，推动RCEP、中欧投资协议早日落地生效，获得开放红利;加快中日韩区域、海合会跨区域，以及与以色列、挪威等双边自贸谈判进程;积极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推动建设亚太自由贸易区，形成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以开放促改革，要以制度型开放推动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一是深化“放管服”改革。及时清理中央制定地方实施的行政审批事项，落实减税降费政策，推进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建设、外贸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打造国际一流的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二是进一步推进外贸体制改革，创新事中、事后监管方式。要加快经贸法律制度建设，修改《对外贸易法》;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信用体系建设;推动建立产业政策、贸易政策、投资政策、科技政策、财税金融政策的协调机制;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加快构建服务贸易促进和监管体制。三是进一步完善投资体制改革。加快出台《外商投资法》配套法规，完善海外知识产权维权援助机制。四是加快保障体系建设。不断完善贸易及相关领域国内立法;建立出口管制合规体系，完善对外贸易调查制度，健全产业损害预警体系，建立贸易调整援助制度;完善中介组织和智力支撑体系等。
3、重塑全球产业链
自我国开发经济体以来，我国一直处于国际产业链中模仿国的地位，为此，需要国际帮助中小企业走向世界，实现创新来完成我国的产业链转型，在高附加值、高技术行业中提高我国产品的竞争地位，帮助和扶持国内拥有在国际上领先的企业和产品，必要时可以通过国企并购产品，扩大产品规模生产，在开放经济条件下，随着产品和服务的进出口，其中所蕴含的知识、技术、经验和研发成果等将产生技术外溢，以此促进产业向知识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高附加值的方向发展，从而促进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具体地，数字贸易时代，除了传统的有形货物贸易，数字贸易标的范畴更大，也包括了数字化产品和各项服务，随着这些技术密集型或知识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其中所隐含的知识和技术也随着产品的转移而向东道国转移。进口国通过学习，对进口产品进行拆解组装、模仿与再造从而掌握其中的所含技术，在此过程中提升自主研发能力，促进了产业内部的升级。由于各产业之间的关联性，这种技术进步带来的产业内部的升级将同时向前向和后向关联产业扩散，从而带动整个产业结构的升级。
4、建立人才专业培训机制，帮助我国培养服务贸易人才
增强外贸综合竞争力，需从人才、技术、标准、品牌、服务等方面多点发力，形成合力。一是加快人才培养和放宽自然人流动限制。适应国际市场和服务贸易规则新变化，应加强职业教育，鼓励企业与学校合作共建;放宽自然人流动限制，引进国际高端人才。二是推动外贸高标准发展。应跟踪国际先进规则与标准，提高我国标准的国际采标率;积极主动参与国际标准化治理，推进与主要贸易伙伴国家的标准互认;以“一带一路”为重点，将中国标准推向国际市场，提升我国标准的国际影响力;健全外贸产品追溯标准体系，推进追溯标准体系国际互联互通。三是加快自主品牌建设。应完善促进自主品牌发展的政策支持体系;健全促进自主品牌发展的服务支撑体系;规范自主品牌评比的评价体系。四是促进外贸优质服务发展。应探索云计算、大数据等新技术下的服务创新;建立促进一体化融合发展的产业政策和金融支持政策，鼓励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消除服务业发展的体制障碍，放宽服务业外资市场准入，促进服务业对外开放与对内开放。第四，提升贸易数字化水平，加快数字贸易发展，积极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在数字全球化时代，数据已经成为未来数字经济最核心的生产要素。数字贸易将是未来国际贸易发展的新空间，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新蓝海。把握全球贸易发展大势，一要建立和完善贸易数字化发展平台。提升外贸综合服务数字化水平、贸易数字化和智能化管理能力;发展“一带一路”促进平台;建设国家级一站式外贸公共服务平台。二要降低数字贸易壁垒。把握数字全球化发展的新机遇，扩大数据要素市场开放，在北京市数字贸易试验区、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浙江省数字贸易先行示范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先行先试。三要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加快建立数字贸易发展的促进体系、统计体系和监管体系，加强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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