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农村中等收入群体;消费升级
一、引言
当前,世界经济发展不稳定,特别在新冠疫情席卷全球期间,世界的经济增长率都呈现 负增长,全球经济复苏进程缓慢。如今全世界经济紧密相联系,国外经济不景气,导致我国 的出口贸易受到一定影响,出口对拉动经济的影响逐渐减弱。在以上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 就提出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把战略基点放 在扩大内需上,而农村有巨大空间,有着巨大的消费潜力。但目前农村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 较小,以及收入不够稳定、社会保障机制不够完善、消费观念还较为落后等因素,制约了我 国农村消费市场的扩大。故研究农村中等收入群体的具体消费情况,为扩大我国内需提供了 路径。
二、文献综述
(一)对中等收入全体的内涵界定和划分标准
中等收入群体作为中间阶层,天然赋予了一定的社会意义,一定规模的中等收入群体具 有稳定社会,促进社会治理的作用。提到中等收入群体,基于每个人的不同角度和理解,出 现了许多相似相近却有差别的概念,如农村中等收入阶层,农村中产阶级,农村中产阶层、 农民中等收入群体、农村中等收入家庭等等。
李强(2001)[1]中产阶级或中间阶级是同一个概念,都是通过上下分层来划分,即生活 水平、财产地位处于中等阶层的社会群体。胡西苓(2010)[2]以农民年人均收入为标准来界 定我国农民中等收入群体,并认为该群体是由拥有一定教育背景和一定的家庭储蓄的农民来 组成。并且这表示概念只适用于农民,和流行的中等收入群体的概念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李 霓(2011)[3]认为中国已经出现了中产阶级,即靠着农村经济改革而富裕起来的一批人,主 要并不依赖于农业生产而致富。吴高强(2022)[4]认为中等收入群体,是指收入处于社会中 等水平、就业相对稳定、生活相对富裕的群体。
但不管具体的名称是怎么样,其内涵意义基本相同,都是指处于中间的位置一类群体, 本文因为从促进经济拉动内需的角度出发,故采用中等收入群体来进行表述。
中等收入群体由于处于中间概念,于是有许多的划分标准。有的是以单一收入指标作为 划分标准,其中分为绝对标准和相对标准。有的采取绝对标准,比如何军明(2009)[5]将福 建省农村居民中等收入阶层的家庭收入界定在33010~91921元之间;李颖丽、江宗德(2013)[6]测算出农村居民中等收入者标准为农民家庭人均年纯收入 18598.3~55794.9 元(2011年价格)的收入区间;王立帅(2022)[7]把人均收入在 3.3-16.7 万的人均收入定义为中等收入群 体。有些采取相对标准,如龙莹(2012)[8]将中位线收入设为 75%-125%这一个区间;陈宗 胜、杨希雷(2022)[9]以各年居民收入中位数的固定百分 100%-200%作为中等收入群体的 界定标准。
有的是以职业、教育程度等综合指标来进行判断,苏海南(2003)[10]认为单纯收入来 判断中等收入群体,仅仅是指基本的生活需求得到满足,故还需要加上教育和文化素质等; 陈新年(2012)[11]认为,中等收入群体不单单是按照统计部门 5 等分法划分的概念,而是 基本需求满足后还有闲钱进行消费的群体。
(二)消费升级的定义
消费既是国民经济循环的终点也是新的起点,作为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内生动力,消费反 映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而居民消费升级方向体现了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主流 方向,顺应居民消费升级趋势,从而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
对于消费升级的界定,亚当·斯密(1972)[12]首次将消费划分为基本需求和奢侈需求, 而马尔萨斯(1962)[13],他进一步强调了非生产性消费对财富增长的促进作用; 目前大部 分学者对消费升级的定义,主要都是在收入水平不断提升下的消费结构的演变,如“生存- 发展-享受”或“物质-服务”的分析框架,比如王志平(2003)[14]认为随着时代的发展,旧 的恩格尔指数已经不能够判断当前的经济发展水平,新的恩格尔系数采取文化教育娱乐的在 居民消费中的占比;韩立岩和夏坤(2007)[15]认为恩格尔系数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中已经失 效,提出了发展系数,即医疗保健、教育、文化娱乐支出与消费支出的比值。颜建军和冯君 怡(2021)[16]认为消费升级是各类消费支出在消费总支出中的结构升级和层次提高。黄卫 挺(2013)[17]认为消费升级是多维度的,包括内容升级和品质升级。也有学者会根据自己 的研究目的而设计指标,如俞剑和方福前(2015)[18]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出发,用城 乡居民家庭服务与工业品消费的相对支出来刻画消费升级;魏勇和杨孟禹(2017)[19]使用 需求收入弹性来反映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的改变; 黄隽和李冀恺(2018)[20]使用 ELES 模型中收入需求弹性的计算结果,设计指标刻画居民消费升级。还有学者开始结合微观数据 对消费升级进行分析,如杜丹清(2017)[21]认为消费升级包括消费内容升级、消费方式升 级和消费者主权维护三个层面的升级;唐琦、夏庆杰和李实(2018)[22]采用城镇家庭数据 对家庭消费结构进行分析;刘向东和米壮(2020)[23]引入基本-非基本消费的概念构建了一 个判断消费升级的框架。
(三)农村中等收入群体对消费升级的影响
国内已经有一些学者对农村中等收入群体拉动消费升级从而扩大内需进行了一些有 益的研究。
安徽省社会科学院“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课题组(2005)[24]对当涂县农村中等收入者的 消费特点进行研究,指出该县的中等收入群体已经从温饱型消费向享受型和发展型消费发 展;廖九如(2005)[25]支出中等收入阶层的耐用消费品齐全,增加的收入多用于提高消费品 档次,赶上消费潮流;邓谨(2012)[26]指出只有中产阶级人数众多,且收入稳定,能够通过 庞大的消费规模成为扩大内需、稳定市场的中坚力量,从而实现消费的结构效应;刘兴成 (2013)[27]认为把普遍贫穷的农民变成中产阶级,中国就能成为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吴 高强(2022)[28]认为农村中等收入群体既有消费意愿,又有消费能力,边际消费倾向较高, 是拉动消费需求和促进消费结构升级的中坚力量。黄明超(2020)[29]认为农村中等收入群 体的消费特征,该群体的消费结构已由生存保障型消费开始转向发展享受型边际消费倾向较高。
收入作为消费的函数,能够最大程度的反应消费能力。很多学者运用不同的方法对收入 总量、收入差距、收入结构等,对消费升级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和研究。一是收入水平:钱纳 里(2015)[30]等对多国的消费数据展开了实证分析,结果证明,收入水平的不断提升是消 费持续升级的基础;崔海燕和范纪珍(2011)[31]指出农村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提高,能够 激活其消费需求;谢玲红和魏国学(2022)[32]指出相比高收入人群,农村中等收入群体的 边际消费倾向更高;二是收入结构:王小华、温涛和朱炯(2016)[33]认为农村中等收入群 体对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更敏感,提升这两份的收入对消费升级有积极的拉动作用;但 也有不同的观点,张秋惠和刘金星(2010)[34]指出农村收入群体的转移性收入与财产性收 入对消费升级具有“乘数”效应,能够扩大享受型消费;周建、艾春荣、王丹枫和唐莹(2013) [35]则指出即使收入总量相同,不同的收入来源会影响收入预期和消费倾向,进而影响消费 升级;三是收入差距:李强和赵罗英(2017)[36]认为中国的低收入群体主要集中在农村地 区,因此,要提高居民整体收入水平,重点在于提高农村地区的收入水平。
随着我国金融改革的推进,对农村的信贷力度逐渐加大,农村消费者的信贷约束得到缓 解。纪宏和刘扬(2013)[37]认为发展农村小额贷款等措施努力提高农民收入,让一部分农民 成为中等收入者,有助于消费升级;董志勇和黄迈(2010)[38]指出信贷约束对农村居民的 消费结构有显著影响,会抑制农村居民的改善性消费支出,不利于扩大农村内需;社会保障是社会公平的“调节器”,在经济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收入再分配功能。社会保 障可以促进社会公平保障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活,从而提高整体的消费水平。陈建宝、杜小 敏和董海龙(2009)[39]认为提高农村中等收入群体的社会保障范围,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 能更有效的释放消费需求;胡宝娣(2021)[40]认为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提高了中等收入阶 层的消费倾向和消费能力;方松海,王为农,黄汉权(2011)[41]指出社会保障不健全增加农民 生存风险、约束消费倾向。当然也有不同学者持有不同的观点,白求恩(2012)[42]认为社 会保障高意味着政府支出多,政府通过举债或者税收,降低了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对消费 升级存在间接的挤出效应。
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其中教育构成了人力资 本的重要因素。方松海,王为农,黄汉权(2011)[41]指出文化素质偏低已成农民增收瓶颈,过高 的教育费用既挤压当期消费又制约收入能力提升;吴鹏、常远(2018)[43]测算得出,与城 镇中等收入群体相比,农村中等收入群体的受教育水平严重偏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村 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和比重的扩大,从而影响了消费升级。张彩云,史琳琰和胡怀国(2021)[44]指出随着农村地区年龄结构的增长,劳动力的比例下降,消费升级将会变得困难。
三、总结
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可以发现学者们对于农村中等收入人群问题日益重视,相关研究成 果越来越多。在关于农村中等收入群体在中等收入群体的界定、农村中等收入群体促进消费 升级等方面初步积累了一定的成果,为后续研究提供基础。农村中等收入群体在整个社会中 属于中坚力量,可以缓冲上下两个群体的矛盾与冲突,对维系整个社会的稳定有着重要作用。 而我国又属于农业大国,农村人口数量庞大,消费空间很足,研究农村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 支出情况,对扩大内需、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国民经济增长,有着重要作用。
当前,世界经济发展不稳定,特别在新冠疫情席卷全球期间,世界的经济增长率都呈现 负增长,全球经济复苏进程缓慢。如今全世界经济紧密相联系,国外经济不景气,导致我国 的出口贸易受到一定影响,出口对拉动经济的影响逐渐减弱。在以上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 就提出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把战略基点放 在扩大内需上,而农村有巨大空间,有着巨大的消费潜力。但目前农村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 较小,以及收入不够稳定、社会保障机制不够完善、消费观念还较为落后等因素,制约了我 国农村消费市场的扩大。故研究农村中等收入群体的具体消费情况,为扩大我国内需提供了 路径。
二、文献综述
(一)对中等收入全体的内涵界定和划分标准
中等收入群体作为中间阶层,天然赋予了一定的社会意义,一定规模的中等收入群体具 有稳定社会,促进社会治理的作用。提到中等收入群体,基于每个人的不同角度和理解,出 现了许多相似相近却有差别的概念,如农村中等收入阶层,农村中产阶级,农村中产阶层、 农民中等收入群体、农村中等收入家庭等等。
李强(2001)[1]中产阶级或中间阶级是同一个概念,都是通过上下分层来划分,即生活 水平、财产地位处于中等阶层的社会群体。胡西苓(2010)[2]以农民年人均收入为标准来界 定我国农民中等收入群体,并认为该群体是由拥有一定教育背景和一定的家庭储蓄的农民来 组成。并且这表示概念只适用于农民,和流行的中等收入群体的概念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李 霓(2011)[3]认为中国已经出现了中产阶级,即靠着农村经济改革而富裕起来的一批人,主 要并不依赖于农业生产而致富。吴高强(2022)[4]认为中等收入群体,是指收入处于社会中 等水平、就业相对稳定、生活相对富裕的群体。
但不管具体的名称是怎么样,其内涵意义基本相同,都是指处于中间的位置一类群体, 本文因为从促进经济拉动内需的角度出发,故采用中等收入群体来进行表述。
中等收入群体由于处于中间概念,于是有许多的划分标准。有的是以单一收入指标作为 划分标准,其中分为绝对标准和相对标准。有的采取绝对标准,比如何军明(2009)[5]将福 建省农村居民中等收入阶层的家庭收入界定在33010~91921元之间;李颖丽、江宗德(2013)[6]测算出农村居民中等收入者标准为农民家庭人均年纯收入 18598.3~55794.9 元(2011年价格)的收入区间;王立帅(2022)[7]把人均收入在 3.3-16.7 万的人均收入定义为中等收入群 体。有些采取相对标准,如龙莹(2012)[8]将中位线收入设为 75%-125%这一个区间;陈宗 胜、杨希雷(2022)[9]以各年居民收入中位数的固定百分 100%-200%作为中等收入群体的 界定标准。
有的是以职业、教育程度等综合指标来进行判断,苏海南(2003)[10]认为单纯收入来 判断中等收入群体,仅仅是指基本的生活需求得到满足,故还需要加上教育和文化素质等; 陈新年(2012)[11]认为,中等收入群体不单单是按照统计部门 5 等分法划分的概念,而是 基本需求满足后还有闲钱进行消费的群体。
(二)消费升级的定义
消费既是国民经济循环的终点也是新的起点,作为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内生动力,消费反 映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而居民消费升级方向体现了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主流 方向,顺应居民消费升级趋势,从而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
对于消费升级的界定,亚当·斯密(1972)[12]首次将消费划分为基本需求和奢侈需求, 而马尔萨斯(1962)[13],他进一步强调了非生产性消费对财富增长的促进作用; 目前大部 分学者对消费升级的定义,主要都是在收入水平不断提升下的消费结构的演变,如“生存- 发展-享受”或“物质-服务”的分析框架,比如王志平(2003)[14]认为随着时代的发展,旧 的恩格尔指数已经不能够判断当前的经济发展水平,新的恩格尔系数采取文化教育娱乐的在 居民消费中的占比;韩立岩和夏坤(2007)[15]认为恩格尔系数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中已经失 效,提出了发展系数,即医疗保健、教育、文化娱乐支出与消费支出的比值。颜建军和冯君 怡(2021)[16]认为消费升级是各类消费支出在消费总支出中的结构升级和层次提高。黄卫 挺(2013)[17]认为消费升级是多维度的,包括内容升级和品质升级。也有学者会根据自己 的研究目的而设计指标,如俞剑和方福前(2015)[18]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出发,用城 乡居民家庭服务与工业品消费的相对支出来刻画消费升级;魏勇和杨孟禹(2017)[19]使用 需求收入弹性来反映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的改变; 黄隽和李冀恺(2018)[20]使用 ELES 模型中收入需求弹性的计算结果,设计指标刻画居民消费升级。还有学者开始结合微观数据 对消费升级进行分析,如杜丹清(2017)[21]认为消费升级包括消费内容升级、消费方式升 级和消费者主权维护三个层面的升级;唐琦、夏庆杰和李实(2018)[22]采用城镇家庭数据 对家庭消费结构进行分析;刘向东和米壮(2020)[23]引入基本-非基本消费的概念构建了一 个判断消费升级的框架。
(三)农村中等收入群体对消费升级的影响
国内已经有一些学者对农村中等收入群体拉动消费升级从而扩大内需进行了一些有 益的研究。
安徽省社会科学院“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课题组(2005)[24]对当涂县农村中等收入者的 消费特点进行研究,指出该县的中等收入群体已经从温饱型消费向享受型和发展型消费发 展;廖九如(2005)[25]支出中等收入阶层的耐用消费品齐全,增加的收入多用于提高消费品 档次,赶上消费潮流;邓谨(2012)[26]指出只有中产阶级人数众多,且收入稳定,能够通过 庞大的消费规模成为扩大内需、稳定市场的中坚力量,从而实现消费的结构效应;刘兴成 (2013)[27]认为把普遍贫穷的农民变成中产阶级,中国就能成为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吴 高强(2022)[28]认为农村中等收入群体既有消费意愿,又有消费能力,边际消费倾向较高, 是拉动消费需求和促进消费结构升级的中坚力量。黄明超(2020)[29]认为农村中等收入群 体的消费特征,该群体的消费结构已由生存保障型消费开始转向发展享受型边际消费倾向较高。
收入作为消费的函数,能够最大程度的反应消费能力。很多学者运用不同的方法对收入 总量、收入差距、收入结构等,对消费升级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和研究。一是收入水平:钱纳 里(2015)[30]等对多国的消费数据展开了实证分析,结果证明,收入水平的不断提升是消 费持续升级的基础;崔海燕和范纪珍(2011)[31]指出农村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提高,能够 激活其消费需求;谢玲红和魏国学(2022)[32]指出相比高收入人群,农村中等收入群体的 边际消费倾向更高;二是收入结构:王小华、温涛和朱炯(2016)[33]认为农村中等收入群 体对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更敏感,提升这两份的收入对消费升级有积极的拉动作用;但 也有不同的观点,张秋惠和刘金星(2010)[34]指出农村收入群体的转移性收入与财产性收 入对消费升级具有“乘数”效应,能够扩大享受型消费;周建、艾春荣、王丹枫和唐莹(2013) [35]则指出即使收入总量相同,不同的收入来源会影响收入预期和消费倾向,进而影响消费 升级;三是收入差距:李强和赵罗英(2017)[36]认为中国的低收入群体主要集中在农村地 区,因此,要提高居民整体收入水平,重点在于提高农村地区的收入水平。
随着我国金融改革的推进,对农村的信贷力度逐渐加大,农村消费者的信贷约束得到缓 解。纪宏和刘扬(2013)[37]认为发展农村小额贷款等措施努力提高农民收入,让一部分农民 成为中等收入者,有助于消费升级;董志勇和黄迈(2010)[38]指出信贷约束对农村居民的 消费结构有显著影响,会抑制农村居民的改善性消费支出,不利于扩大农村内需;社会保障是社会公平的“调节器”,在经济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收入再分配功能。社会保 障可以促进社会公平保障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活,从而提高整体的消费水平。陈建宝、杜小 敏和董海龙(2009)[39]认为提高农村中等收入群体的社会保障范围,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 能更有效的释放消费需求;胡宝娣(2021)[40]认为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提高了中等收入阶 层的消费倾向和消费能力;方松海,王为农,黄汉权(2011)[41]指出社会保障不健全增加农民 生存风险、约束消费倾向。当然也有不同学者持有不同的观点,白求恩(2012)[42]认为社 会保障高意味着政府支出多,政府通过举债或者税收,降低了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对消费 升级存在间接的挤出效应。
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其中教育构成了人力资 本的重要因素。方松海,王为农,黄汉权(2011)[41]指出文化素质偏低已成农民增收瓶颈,过高 的教育费用既挤压当期消费又制约收入能力提升;吴鹏、常远(2018)[43]测算得出,与城 镇中等收入群体相比,农村中等收入群体的受教育水平严重偏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村 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和比重的扩大,从而影响了消费升级。张彩云,史琳琰和胡怀国(2021)[44]指出随着农村地区年龄结构的增长,劳动力的比例下降,消费升级将会变得困难。
三、总结
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可以发现学者们对于农村中等收入人群问题日益重视,相关研究成 果越来越多。在关于农村中等收入群体在中等收入群体的界定、农村中等收入群体促进消费 升级等方面初步积累了一定的成果,为后续研究提供基础。农村中等收入群体在整个社会中 属于中坚力量,可以缓冲上下两个群体的矛盾与冲突,对维系整个社会的稳定有着重要作用。 而我国又属于农业大国,农村人口数量庞大,消费空间很足,研究农村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 支出情况,对扩大内需、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国民经济增长,有着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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