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南方丝绸之路；秦汉；西南夷地区；经济
1. 引言
秦汉之际，中央加强了对南丝绸之路的管理，使其从一开始的民间交往通道，发展为官方和官方的交通要道。南方丝绸之路开通最初的主要目的之一便是促进丝路沿线的经济交流，所谓的经济交流不只是指双方之间的往来贸易，产品交换，更是生产方式、工具的引进传播，通过生产方式的改变来改变一整个地区的经济面貌。南方丝绸之路作为一个学术命题提出于上世纪的80年代，早期“南方丝绸之路”的研究主要依托于西南地区考古学界和民族学界，以往的研究大多将视角聚焦在旅游、考古、建筑、文化、外贸等方面，与西南夷经济变迁相关的研究并不多。本文将聚焦南方丝绸之路与西南夷经济发展两个关键词，分析该条道路对该区域在经济方面发挥出的重要作用。
2. 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对农业经济发展的影响
“南方丝绸之路”是相对于北方经西域的丝绸之路而言，又或称其为川滇缅印古道[1]。关于南方丝绸之路，最普遍的说法是说其始于战国时期秦入巴蜀之时，但实际上时间可能会更早。秦朝灭亡至西汉王朝早期，南方丝绸之路一度关闭，直至汉武帝时期，西汉处于极盛时期，在其边疆开发的步履之中南方丝绸之路也迎来了新的生机。北方丝绸之路的大致轮廓即为：从四川成都出发，向南延伸出去分为东西两段，最后又在云南大理区域汇合为一处道路，通向外域。
秦汉时期的西南夷，《史记》《汉书》称之为“巴蜀西南外蛮夷”[2]，它的地域范围相当于今四川南部和西南部、贵州西部和云南全部。除此之外，有史载滇地“地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河土平敞，有盐池田渔之饶，金银畜产之富，人俗豪忲，居官者皆富及累世”[3]，但根据云南滇池区域相关的考古报告来看，此处虽已实属富庶，但仍旧存在着农业工具滞后，生产效率底下的问题。
笔者根据王大道发表在《考古》1977年第二期《云南滇池区域青铜时代的金属农业生产工具》一文，将云南出土农业工具整理制成表1。
农业发展是西南夷地区经济发展的基础。镬，是一种起土工具，《说文解字》中有“镬，大鉏(锄)也”。镬类一般分为尖叶形和宽叶型，一般认为宽叶型是尖叶形的变体。根据表一可知，尖叶形镬类的使用较其他器具而言较为广泛，曾经尖叶形铜镬被定义为铜犁，可知在石寨山出土的尖叶形铜镬其柄和镬叶的夹角小于90度，残木柄直径仅有3.6厘米，经不起较大的拉力[4]，其后出土的相关贝器图画上的尖叶形铜镬也有此特点，故其作用与铜犁不同无法被定义为铜犁，仅仅是起土工具而已，生产效率低下。见表1，目前云南滇池区域还未有能证明居民在春秋末期至西汉初期使用犁具的器物，故此地还未进入犁耕的时代，正处于锄耕时代，农业生产效率低。见表1，滇池区域居民使用斧头的现象是最突出的，这大概是因为当地需要伐木开山，开辟土地的缘故。除此之外，云南滇池区域在春秋晚期–西汉初期农业用具以青铜器为主，铁器数量极少，这也说明了在此时冶铁技术还未完全传入西南夷地区，铁制工具尚处于起步阶段，铁器农业对促进农业经济发展的潜在价值正在初步显现。总体来说，作为西南夷地区最为富裕的云南滇池区域在春秋晚期–西汉初期的农业生产效率十分低下，农业经济发展十分缓慢，可想而知，西南夷地区的其他区域的农业经济发展情况则会更为迟缓。
而南方丝绸之路的开辟促进了中原先进区域与西南地区的文化交流，牛耕技术、冶铁技术被引进西南地区，极大地解放了西南地区的生产力促进了西南地区的农业经济发展并最终促进了西南地区的经济发展。
表1. 云南滇池区域出土青铜时代金属农具统计表(春秋晚期~西汉初期)
| 器具类型 出土地点 |
镬类 | 锄类 | 臿 | 镰 | 斧 | |||||||
| 尖叶形 | 宽叶形 | 长条形 | 半圆形 | 铜 | 铁 | 铜爪镰 | 铜镰 | 铜柄铁镰 | 铜斧 | 铜銎 铁斧 |
铁斧 | |
| 晋宁石晋山 | 22 | 7 | 17 | 5 | 5 | 108 | 2 | 1 | ||||
| 昆明小板桥小羊堡头 | 17 | |||||||||||
| 昆明大团山 | 2 | |||||||||||
| 昆明海口白塔村 | 7 | |||||||||||
| 昆明岔街 | 2 | |||||||||||
| 昆明双龙坝 | 1 | |||||||||||
| 昆明东沙河水库 | 2 | |||||||||||
| 江川李家山 | 9 | 3 | 1 | 1 | 30 | 2 | 2 | |||||
| 江川竹园村 | 1 | |||||||||||
| 江川李忠村 | 1 | |||||||||||
| 溦江黑泥湾 | 1 | 2 | ||||||||||
| 溦江万海 | 1 | |||||||||||
| 呈贡龙街石碑村 | 26 | 60 | 1 | |||||||||
| 呈贡天子庙 | 3 | 3 | ||||||||||
| 呈贡东门大队 | 1 | |||||||||||
| 富民赤就 | 1 | |||||||||||
| 安宁太极山 | 4 | 3 | ||||||||||
| 安宁红星农场 | 1 | |||||||||||
| 元江罗垤村 | 15 | |||||||||||
| 曲靖三宝村 | 2 | |||||||||||
| 昆明磷肥厂 | 2 | 21 | ||||||||||
| 牟定琅井 | 7 | 4 | ||||||||||
| 合计 | 42 | 14 | 31 | 5 | 1 | 1 | 29 | 5 | 1 | 287 | 5 | 3 |
2.1. 牛耕技术的引进
关于牛在西南夷地区的最初用途，李善生根据已出土的器具在《云南牛耕起源》中总结为祭祀、财富象征、食用三种，牛不为耕种之用。关于西南夷地区牛耕最早的历史文献记录是《华阳国志·南中志》中：“诸葛亮收其俊杰建宁爨习、朱提孟瑛、及获为官属。习官至领军、淡辅汉将军、获御史中垂。出其金、银、丹、漆、耕牛、战马给军国之用。”[5]这条史料所记载的时间为蜀汉建兴三年，即225年，也就是说最晚在225年，云南地区居民已经熟练掌握了牛耕技术，才会将牛作为农业耕种之用献给蜀汉(军队)。学界一般认为“云南的牛耕出现的时间应该是东汉初期或中期，其耕牛技术应该是由中原地区经四川传入”[6]在两汉时期，云南与内地的交流依赖于四川这颗枢纽，而这个运行的网络便是南方丝绸之路。牛耕技术的引进与发展势必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力，农耕的使用使得耕地面积大大增加，促进粮食增产，使可种植农业的品类大大增加，极大地促进了当地的农业经济发展。
2.2. 铁器的推广使用
关于西南地区正式使用铁器的时间，学者根据目前所掌握的历史文献资料与考古出土文物，大致确定时间为战国中期前后。根据表1云南滇池区域出土青铜时代金属农具统计表(春秋晚期~西汉初期)，可知在西南夷地区最富庶的云南滇池区域更多使用青铜器具，很少或几乎没有使用铁器，这与滇池区域农业生产效率低、经济发展缓慢的状况相符。秦灭巴蜀后在蜀地丰富的铁矿资源的基础上设立了盐、铁官。蜀地产铁，又较早地设置铁官，汉朝时又承袭旧制设置铁官，由此可知在西南夷地区最有能力生产和推广铁器的地方是蜀地。考古工作者在云南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昭通、贵州赫章可乐等地墓葬中发掘出土了大量铁制农具，考古学者认为“此三件东汉铁镬都是标准的巴蜀汉式器物证明了云南的一部分铁农具确系由巴蜀输入”[7]。所以在汉武帝开始开发西南夷后，西南诸郡开始建立起来，蜀地与云贵之间的交通路线(南方丝绸之路)得以打通，使得云贵地区的铁制用具数量急剧增加。现出土铁具的地区主要集中在成都通往西南夷各地区的重要交通要道附近，除此之外，荣经、西昌、晋宁、昭通、赫章、清镇等地出土了大量铁农具，可见交通线也能起到辐射带动的作用，在南方丝绸之路修筑以后铁器得到了推广，冶铁技术得到了传播，该地区生产力显著提高，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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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总结
综上，南方丝绸之路不仅作为交通纽带促进了区域经济交流，还通过农业生产方式改良、生产工具迭代、盐业经济兴起、走私贸易发展等多方面作用推动了秦汉西南夷地区经济的整体发展。这条道路的开发为该区域后世经济繁荣奠定了重要基础。
参考文献 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