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今的许多研究,只强调“公车上书”中康有为类似英雄性的开山劈斧的意义而很少甚至不注重“公 车上书”发生时间背景的幕后真相,有失于偏颇;而在学术研讨中反对不同的声音、抱着不存异的先入为 主讨论问题,未免会失去探寻历史真实的机会和胜算。关于公车上书的背后发动者,茅海建与房德邻各有 其据、各持其论,两者开展了精彩的学术辩论。本文通过对两位学者论文的整体逻辑、史料解读和问题意 识、作者对人物和事件的分析评判、作者的笔风行文与互评几方面进行简要思考,说明本文对公车上书的 观点。
关键词:公车上书,茅海建,房德邻,康有为
1895 年的“公车上书”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以其为基础底色的研究著作不乏 多让。过去国内学者习惯将康有为、梁启超作为代表人物去关联公车上书,认为公车上书是 康有为组织各省公车联名上书的一次流产的政治运动。茅海建先生从顶层设计的角度对公车 上书进行重新诠释,茅海建认为另一概念的公车上书是由政治高层发动、京官们组织操作、 各省公车参加的公车上书,以此推断公车上书背后的顶层逻辑,站在历史学者的角度分析康 有为这一政治性人物。与茅先生观点不一的学者,房德邻先生是一位。房德邻先生选择茅先 生论文的着眼角度进行反驳,持有与其不同的论点。
关于茅海建先生、房德邻先生对于公车上书的研究论文,两位学者各有其据、各持其论。茅先生认为应从政治决策高层的角度对公车上书的背景、运作过程及其影响力进行重新审视, 康有为后世的光环应是自我添加。房先生则认为在公车上书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中,康有为所 扮演的角色举足轻重,其意义和价值不容忽视和反驳。然而,对于公车上书的历史进程如何,当代人无法复原其全貌,只能在繁杂的史料证据中抽丝剥茧,力图寻求真实的历史真相。
通读两位学者的论文,学生更倾向于茅海建先生的论点,将通过论文的整体逻辑比较、 史料来源与解读、作者对人物、事件的分析比较、笔风行文等方面阐述。
一、论文的整体逻辑
论文的整体逻辑是否通畅是论文有无说服力的关键一步。在茅海建的“公车上书”考证 补一文中,茅先生力图说明两个不同概念的公车上书,通过对史料的补充、解读、推敲得出 “康有为组织的举人联名上书,是一次流产的政治事件”这一公车上书的概念是片面的、后 世追加的结论;在多方史料的考证中更说明康有为的《我史》记载有误,是一份不可靠的史 料,并对康有为本人做出历史角度的人物评价。
首先,茅先生借《我史》中的史料描述,引出公车上书的事件,通过比较说明学界对康 有为《我史》及其公车上书描绘的反驳与怀疑提出问题,重新审视相关材料,考证得出“反 对议和的主力是官员而非公车”、“反对议和并不影响官员仕途”。后通过对都察院相关史料 的补证以及都察院程序规则的铺陈,说明都察院在康有为上书前后一直在积极代奏,并无康 有为《我史》中写的那般“却不收”的情况,由此推断“康有为组织的 18 行省公车联名上书,并非都察院不收,而是康有为根本没有去送。”①这是康有为作伪的一个体现。
随后,茅先生通过对公车们签名数据的分析,认为都无法证明各省举人上书与康有为有 关,各省举人与康有为联系并不紧密,以此说明康有为并不具备鼓动分托各省举人、官员的 能力来组织公车上书。那么,是谁发动了公车上书?茅先生认为,“重要的是,透露情报者 的目的,就是要策动公车们上书。”康有为也在《我史》中说“吾先知消息”,在上层决策密 不透风的皇权社会,康有为作为一个小小的举人如何拿到这份“先知的消息”,势必是经人 口得知。是谁与康有为交谈透露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透露的这个行为及其背后的目的。茅先 生以顶层眼光透视历史,从各电报、电旨入手推测,将翁同龢的人物心情抽茧,推测公车上 书的真正发起人是翁同龢一类的反对议和电报的政治高层。如茅先生所说,站在舞台中心的 并不是历史的主角,真正的政治中心绝不会在台前而只能是在幕后。而幕后者的目光所及之 处才是历史会展开的漩涡,幕后才会有历史的真相。
房德邻的《康有为与公车上书》一文是对茅先生文章的质疑,主要集中在四点上,分别 是认为茅的文卓多以周边史料为支撑,对史料发生误读,某些分析违背逻辑一致性原则,文 中结论有预设嫌疑,太过片面。房先生的观点倾向于“公车上书不是由政治高层和京官发动、 策动、组织的,而是由举人自发进行的,其中康有为起了重要作用,他是领袖。”②
文章首先通过对《翁同龢日记》、《随手记》的翻阅,说明翁同龢等政治高层并没有发动 公车上书的动机。如翁同龢同意割辽东半岛且割辽保台的观点并不孤立,在 3 月 20 号前翁 同龢从未表示拒和再战,三国干涉还辽后也只是主张延期批准合约而并未主张毁约再战。之 后举例杨锐上书和 1919 年五四学生运动的例子来证明泄露消息的并非是运动的策划者,以 旁证的例子来证明公车上书。再通过对文廷式相关资料的检阅否认文廷式策动举人上书,否 认由京官策动公车上书。后房先生以大量笔墨来证明康有为是公车上书的领袖,通过以《公 车上书序》、《杂记》、《自编年谱》作证,说明康有为不仅是上书第一人,更分托朝士鼓动; 以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证明康的能力和小有名气,以此来证明康有为可以联合 18 省举 人联合上书。
在对房先生的回复上,茅先生引用了总理衙门章京上书、刘大鹏日记以及“康有为自写 年谱手稿本”等材料进行补充说明。文中指出了史料解读的主观性及史家对史学的应取态度 回应房先生的点评,对房先生所提出的四点怀疑进行逐一解释回复。茅先生认为,两人所看 史料多数相同却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是史家在史料解读上的主观作用。子非鱼,我非子, 必然各有所据、各持所论。
二、史料来源、解读及其问题意识
在研究翁同龢在公车上书中所扮演的角色时,茅先生并没有一味选择翁同龢本人的日记, 而是以当时的电报电旨作为“旁证”,从侧面探寻人物。刨析政治高层的同时,茅先生并未 忘却“中间人”文廷式,并对史料进行细致独到的解释。
茅先生认为文廷式自以为得意的情报“独先独确”,实际上只是独偏独狭。“恰是政治高 层中发动者的愿望所在;而他的‘集议具稿’的方式,‘愿执其咎’的性格,又应该是发动 者十分欣赏的。”“他站在舞台的中心,即自以为是主角,然而,他并没有意识到,真正的政 治中心绝不会在台前而只能在幕后。”茅先生对文廷式本人看得不可谓不透彻,对政治全局 的观察不可谓不细致。其后,茅先生从四点出发,以前文史料做根据,对政治高层做了更加 深刻的解读,“老手们已经看出”、“他们知道,只要将条约内容稍稍外泄”、“他们所需要做 的,仅仅是向外稍稍透露 尤如长袖轻轻地拂过桌面一样”、“他们所想要得到的,只是有人出面来反对”。③凡此种种,茅先生将这些政治高层的老手们要利用下层的压力让光绪帝自我否决电旨的想法娓娓道来也。
而在房先生的论文中,他也有对文廷式和翁同龢的研究,以奏折和翁同龢本人日记为史 料依据,来证明翁本人没有利用公车上书的动机。“李鸿章之行也,其秘计在割台湾,曾与 孙毓汶、徐用仪密议于美国使署。”文廷式在折中揭露李鸿章在出使之前就已经在美国使馆 密谋好了割台,为此还引得翁同龢在日记中写下“老谋深算”四个字。④这个故事一看即知 不可靠,在皇权社会下,割让国土与他国议和的大事,岂有大臣奴才私自决定的道理?更不 要说是在他国的使馆中密谋,这真的是食君之禄、进士出身的李鸿章能做出来的事吗?
房先生在考察翁同龢时,选取了批准条约之前的翁同龢日记中的内容。“翁未说过一句 妥协的话,也未说过一句主站的话,甚至未出过一策,可以概之以‘无作为’”。接着房先生 抓住翁同龢日记中的“此等情形,直同已死”进行解读分析,从三点概括了翁同龢对于无所 作为、无可作为的无可奈何与悲愤交加,点评其“一个‘直同已死’之人,他还能背后与皇 帝斗法,暗中鼓动舆论,毁约再战吗?”⑤对于房先生的此种论述,学生不赞同。翁同龢所 写的“直同已死”,或可说明他在日记中表露出的情绪,却不能用来推论他真的未出一策、 未有所动作,日记内容不过是为官做宰之人的身后展示,既做好了为世人观摩的准备,又怎 会一字一句都有真实可言,字斟酌句才算正常。何况为官数载之人谨慎异常,必不会留下争 议的只言片语以供后人评说。这则史料经不起考究推敲,哪里谈得上“证据”二字?只能说 房先生是真的信任翁同龢啊。
房先生还选取王伯恭对康有为的印象说明康的能力,“主人略一欠身,客便就坐。问其 姓字,则新科部曹康有为也 因言:‘两江曾帅又出缺,今任何人为宜乎? ’既而曰:‘刘 岘帅似可,且曾督两江’ 一位员外,一位候补主事,却俨然是两位中枢大臣,高谈时局, 讨论任命总督,并且果然言中。”⑥这则史料引用及分析都有问题。首先,史实不符。材料中 提到的“曾帅”是曾国荃,死于 1890 年,该谈话发生于 1895 年。两江总督的位置会空五 年?其次,地位不符。新科六品小官去谈论二品大员的职位,在当时未免太多狂妄。即便康 有为本人再勇气胆边生,这种谈话也只能是“俨然”二字,并不能证明康本人的能力如何出 众,或有何出彩的地方。房先生采用这一有明显问题的材料作为证明“康有能力”的史料, 未免牵强过甚。
由此可见,房先生在选取史料时并未持有怀疑意识,未加批评就加以引用,没有顾及史 料本身的争议性。
三、作者对人物、事件的分析评判
各项学术研究,超不过人物和事件两者,而公车上书事件最值得注意的无非是康有为和 学子联名上书。
茅先生带着对《我史》的质疑意识找寻问题,在合适的范围内对康有为本身做出解读和 推测。茅先生认为,康有为作为上京学子,是没有机会“先知消息”的,以他的身份如何能 探听到国家机密,一个“先”,一个“知”,足以引人深思。茅先生赞同康有为是一个“应运 而生的天才鼓动家”这一说法,“康有为《我史》多处有误,很不可靠 可以十分明显地看 出其牵强与张扬,许多戏剧性的情节,似为其想象”,茅先生对《我史》持怀疑态度,展明 其认为《我史》并不具备史料可靠性的观点。“康有为是作过伪的人...他的许多宣传性的言 论似只能当作政治技巧...然而,‘疑康’并不等于‘非康’,说明康的作伪并不意味着否定康 的历史地位。”茅先生用政治家来定义康有为,政治家的手段就是以迅速的、深刻的行动达 到某一点,其对事件的描述对事实本身有着距离。康有为在《我史》中的书写确实带有“康 式自我打气”的痕迹,意念在笔下张扬,高官在他的笔下蜷伏,然这样写出的历史却似不可
关键词:公车上书,茅海建,房德邻,康有为
1895 年的“公车上书”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以其为基础底色的研究著作不乏 多让。过去国内学者习惯将康有为、梁启超作为代表人物去关联公车上书,认为公车上书是 康有为组织各省公车联名上书的一次流产的政治运动。茅海建先生从顶层设计的角度对公车 上书进行重新诠释,茅海建认为另一概念的公车上书是由政治高层发动、京官们组织操作、 各省公车参加的公车上书,以此推断公车上书背后的顶层逻辑,站在历史学者的角度分析康 有为这一政治性人物。与茅先生观点不一的学者,房德邻先生是一位。房德邻先生选择茅先 生论文的着眼角度进行反驳,持有与其不同的论点。
关于茅海建先生、房德邻先生对于公车上书的研究论文,两位学者各有其据、各持其论。茅先生认为应从政治决策高层的角度对公车上书的背景、运作过程及其影响力进行重新审视, 康有为后世的光环应是自我添加。房先生则认为在公车上书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中,康有为所 扮演的角色举足轻重,其意义和价值不容忽视和反驳。然而,对于公车上书的历史进程如何,当代人无法复原其全貌,只能在繁杂的史料证据中抽丝剥茧,力图寻求真实的历史真相。
通读两位学者的论文,学生更倾向于茅海建先生的论点,将通过论文的整体逻辑比较、 史料来源与解读、作者对人物、事件的分析比较、笔风行文等方面阐述。
一、论文的整体逻辑
论文的整体逻辑是否通畅是论文有无说服力的关键一步。在茅海建的“公车上书”考证 补一文中,茅先生力图说明两个不同概念的公车上书,通过对史料的补充、解读、推敲得出 “康有为组织的举人联名上书,是一次流产的政治事件”这一公车上书的概念是片面的、后 世追加的结论;在多方史料的考证中更说明康有为的《我史》记载有误,是一份不可靠的史 料,并对康有为本人做出历史角度的人物评价。
首先,茅先生借《我史》中的史料描述,引出公车上书的事件,通过比较说明学界对康 有为《我史》及其公车上书描绘的反驳与怀疑提出问题,重新审视相关材料,考证得出“反 对议和的主力是官员而非公车”、“反对议和并不影响官员仕途”。后通过对都察院相关史料 的补证以及都察院程序规则的铺陈,说明都察院在康有为上书前后一直在积极代奏,并无康 有为《我史》中写的那般“却不收”的情况,由此推断“康有为组织的 18 行省公车联名上书,并非都察院不收,而是康有为根本没有去送。”①这是康有为作伪的一个体现。
随后,茅先生通过对公车们签名数据的分析,认为都无法证明各省举人上书与康有为有 关,各省举人与康有为联系并不紧密,以此说明康有为并不具备鼓动分托各省举人、官员的 能力来组织公车上书。那么,是谁发动了公车上书?茅先生认为,“重要的是,透露情报者 的目的,就是要策动公车们上书。”康有为也在《我史》中说“吾先知消息”,在上层决策密 不透风的皇权社会,康有为作为一个小小的举人如何拿到这份“先知的消息”,势必是经人 口得知。是谁与康有为交谈透露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透露的这个行为及其背后的目的。茅先 生以顶层眼光透视历史,从各电报、电旨入手推测,将翁同龢的人物心情抽茧,推测公车上 书的真正发起人是翁同龢一类的反对议和电报的政治高层。如茅先生所说,站在舞台中心的 并不是历史的主角,真正的政治中心绝不会在台前而只能是在幕后。而幕后者的目光所及之 处才是历史会展开的漩涡,幕后才会有历史的真相。
房德邻的《康有为与公车上书》一文是对茅先生文章的质疑,主要集中在四点上,分别 是认为茅的文卓多以周边史料为支撑,对史料发生误读,某些分析违背逻辑一致性原则,文 中结论有预设嫌疑,太过片面。房先生的观点倾向于“公车上书不是由政治高层和京官发动、 策动、组织的,而是由举人自发进行的,其中康有为起了重要作用,他是领袖。”②
文章首先通过对《翁同龢日记》、《随手记》的翻阅,说明翁同龢等政治高层并没有发动 公车上书的动机。如翁同龢同意割辽东半岛且割辽保台的观点并不孤立,在 3 月 20 号前翁 同龢从未表示拒和再战,三国干涉还辽后也只是主张延期批准合约而并未主张毁约再战。之 后举例杨锐上书和 1919 年五四学生运动的例子来证明泄露消息的并非是运动的策划者,以 旁证的例子来证明公车上书。再通过对文廷式相关资料的检阅否认文廷式策动举人上书,否 认由京官策动公车上书。后房先生以大量笔墨来证明康有为是公车上书的领袖,通过以《公 车上书序》、《杂记》、《自编年谱》作证,说明康有为不仅是上书第一人,更分托朝士鼓动; 以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证明康的能力和小有名气,以此来证明康有为可以联合 18 省举 人联合上书。
在对房先生的回复上,茅先生引用了总理衙门章京上书、刘大鹏日记以及“康有为自写 年谱手稿本”等材料进行补充说明。文中指出了史料解读的主观性及史家对史学的应取态度 回应房先生的点评,对房先生所提出的四点怀疑进行逐一解释回复。茅先生认为,两人所看 史料多数相同却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是史家在史料解读上的主观作用。子非鱼,我非子, 必然各有所据、各持所论。
二、史料来源、解读及其问题意识
在研究翁同龢在公车上书中所扮演的角色时,茅先生并没有一味选择翁同龢本人的日记, 而是以当时的电报电旨作为“旁证”,从侧面探寻人物。刨析政治高层的同时,茅先生并未 忘却“中间人”文廷式,并对史料进行细致独到的解释。
茅先生认为文廷式自以为得意的情报“独先独确”,实际上只是独偏独狭。“恰是政治高 层中发动者的愿望所在;而他的‘集议具稿’的方式,‘愿执其咎’的性格,又应该是发动 者十分欣赏的。”“他站在舞台的中心,即自以为是主角,然而,他并没有意识到,真正的政 治中心绝不会在台前而只能在幕后。”茅先生对文廷式本人看得不可谓不透彻,对政治全局 的观察不可谓不细致。其后,茅先生从四点出发,以前文史料做根据,对政治高层做了更加 深刻的解读,“老手们已经看出”、“他们知道,只要将条约内容稍稍外泄”、“他们所需要做 的,仅仅是向外稍稍透露 尤如长袖轻轻地拂过桌面一样”、“他们所想要得到的,只是有人出面来反对”。③凡此种种,茅先生将这些政治高层的老手们要利用下层的压力让光绪帝自我否决电旨的想法娓娓道来也。
而在房先生的论文中,他也有对文廷式和翁同龢的研究,以奏折和翁同龢本人日记为史 料依据,来证明翁本人没有利用公车上书的动机。“李鸿章之行也,其秘计在割台湾,曾与 孙毓汶、徐用仪密议于美国使署。”文廷式在折中揭露李鸿章在出使之前就已经在美国使馆 密谋好了割台,为此还引得翁同龢在日记中写下“老谋深算”四个字。④这个故事一看即知 不可靠,在皇权社会下,割让国土与他国议和的大事,岂有大臣奴才私自决定的道理?更不 要说是在他国的使馆中密谋,这真的是食君之禄、进士出身的李鸿章能做出来的事吗?
房先生在考察翁同龢时,选取了批准条约之前的翁同龢日记中的内容。“翁未说过一句 妥协的话,也未说过一句主站的话,甚至未出过一策,可以概之以‘无作为’”。接着房先生 抓住翁同龢日记中的“此等情形,直同已死”进行解读分析,从三点概括了翁同龢对于无所 作为、无可作为的无可奈何与悲愤交加,点评其“一个‘直同已死’之人,他还能背后与皇 帝斗法,暗中鼓动舆论,毁约再战吗?”⑤对于房先生的此种论述,学生不赞同。翁同龢所 写的“直同已死”,或可说明他在日记中表露出的情绪,却不能用来推论他真的未出一策、 未有所动作,日记内容不过是为官做宰之人的身后展示,既做好了为世人观摩的准备,又怎 会一字一句都有真实可言,字斟酌句才算正常。何况为官数载之人谨慎异常,必不会留下争 议的只言片语以供后人评说。这则史料经不起考究推敲,哪里谈得上“证据”二字?只能说 房先生是真的信任翁同龢啊。
房先生还选取王伯恭对康有为的印象说明康的能力,“主人略一欠身,客便就坐。问其 姓字,则新科部曹康有为也 因言:‘两江曾帅又出缺,今任何人为宜乎? ’既而曰:‘刘 岘帅似可,且曾督两江’ 一位员外,一位候补主事,却俨然是两位中枢大臣,高谈时局, 讨论任命总督,并且果然言中。”⑥这则史料引用及分析都有问题。首先,史实不符。材料中 提到的“曾帅”是曾国荃,死于 1890 年,该谈话发生于 1895 年。两江总督的位置会空五 年?其次,地位不符。新科六品小官去谈论二品大员的职位,在当时未免太多狂妄。即便康 有为本人再勇气胆边生,这种谈话也只能是“俨然”二字,并不能证明康本人的能力如何出 众,或有何出彩的地方。房先生采用这一有明显问题的材料作为证明“康有能力”的史料, 未免牵强过甚。
由此可见,房先生在选取史料时并未持有怀疑意识,未加批评就加以引用,没有顾及史 料本身的争议性。
三、作者对人物、事件的分析评判
各项学术研究,超不过人物和事件两者,而公车上书事件最值得注意的无非是康有为和 学子联名上书。
茅先生带着对《我史》的质疑意识找寻问题,在合适的范围内对康有为本身做出解读和 推测。茅先生认为,康有为作为上京学子,是没有机会“先知消息”的,以他的身份如何能 探听到国家机密,一个“先”,一个“知”,足以引人深思。茅先生赞同康有为是一个“应运 而生的天才鼓动家”这一说法,“康有为《我史》多处有误,很不可靠 可以十分明显地看 出其牵强与张扬,许多戏剧性的情节,似为其想象”,茅先生对《我史》持怀疑态度,展明 其认为《我史》并不具备史料可靠性的观点。“康有为是作过伪的人...他的许多宣传性的言 论似只能当作政治技巧...然而,‘疑康’并不等于‘非康’,说明康的作伪并不意味着否定康 的历史地位。”茅先生用政治家来定义康有为,政治家的手段就是以迅速的、深刻的行动达 到某一点,其对事件的描述对事实本身有着距离。康有为在《我史》中的书写确实带有“康 式自我打气”的痕迹,意念在笔下张扬,高官在他的笔下蜷伏,然这样写出的历史却似不可
能是完全可靠的信史。⑦正所谓,飞流直下的真的有三千尺吗?学生认为,无论后人对康有 为有多么高的估价,他毕竟只是存在与自己所写书中的英雄而已,其学子振臂一呼的象征意 义远大于实际历史意义,能够关联的历史真相十分有限,单凭一个康有为去代表整个公车上 书,结论未免太过牵强。
房德邻先生在证明自己的观点上,运用大量笔墨着色于康有为,除却对康有为是否联合 举人、领导公车上书的推论证明,房先生还引用史料进行推敲,以此来证明康有为的“有能 力”、“有名气”,反驳茅先生所说的康声名不显。
“以康、梁的平素威望来质疑他们的领袖地位,实在太勉强了。所谓公车上书,就类似 于后来的学生运动,但比学生运动简单得多 他们只是到都察院去上书 他们是乘浪潮而 起的人物,在运动发生之前,通常是默默无闻、不起眼的。”房先生并不以康原有的声名不 显为短处,所谓时势造英雄,大概如此。“光绪十七年起他在广州开堂讲学。同年出版引起 轩然大波的《新学伪经考》 上书劾其...惊动了不少学者和官员,梁启超在京城为此事奔 走疏通,最后的结局是令自行焚毁。”⑧房先生以此来说明康有为“素有时名”,并非虚言。 但需注意的是例子背后的含义而非表象。康有为或许因为开学讲堂积累人气,或许因为写书 发刊素有时名,但其结果是被皇帝呵斥,书焚毁了事。故而,康有为拥有的也不过是被皇权 官场斥责的负名,刊发的也不过是禁书罢了。房先生这里想证明“康有名气”,进而说明康 有能力领导组织各省举人联合上书,企图推倒茅先生文中康有为名不见经传的形象,但史料 是不恰当的,各省举人会听信一个受到皇帝呵斥过的举人吗?即便康有为有名气,也不过是 被皇权所否定的负面名气,作为一群为了效忠皇权社会而奋力拼搏、十年寒窗的举子们,他 们会为了一个在皇帝眼中有“污点”的康有为奔走呼应、去对抗皇权吗?或许国难当前,青 年一代热血有余,渴望国家有所反应,不做战败的落汤乞儿,但振臂高呼的声浪层层叠叠, 他们会有注意力关注和信任一个离经叛道的康有为吗?
为证明公车上书不是由政治高层发动的,房先生举例光绪五年的上书反对浪潮和中法战 争议和时的舆论反对,“这类上书活动都是自发进行的,没有高层发动,也不需要高层发动。” ⑨ 因此,房先生认为公车上书也不需要高层发动。此例证明的逻辑不同,好比全世界万分之 九千的天空是白色的,所以那万分之一千的天空也是白色的。例子之间并无相关联系,房先 生用不同的例子来证明公车上书的发动者,未免相隔过远,有牛头对马嘴之感。
为证明公车上书是由康有为本人组织发动的,房先生几乎是故技重施。“散布消息的人 只是在散步能够引发运动的诱因,但是只有诱因并不能自然地引发一场运动。”首先,房先 生先引出观点,即散布消息的人不是运动发动者,确定行文基础,反驳茅先生的“透露情报 者的目的是策动公车上书”。随后,房先生采用五四运动的例子,认为当时学生听说巴黎和 会的内容而奋起集会。作者列举泄露消息的多方人员,按照茅先生的推论逻辑反推五四运动 事件,“按照茅先生给发动者、策动者所下的定义,从蔡元培到外国教师都是五四运动的发 动者、策动者...这场运动是学生的自发运动...学生坚决不承认有人发动、策动过他们”、“如 果蔡元培、林长民不能被视为五四运动的发动者,那么翁同龢,即使他真的向外泄露过消息, 他也不是公车上书的发动者,因为他并没有对联名上书的举人群体做过任何工作。”⑩ 房先生 的结论和证据之间跨多未免太大,即便五四运动是如此,就能证明公车上书一定如此?这两 者之间跨度时间二十多年,风云人物各不相同,连统治性质都不一样,更不要说社会风气、 国际背景了。五四运动与公车上书岂可同日而语。真要找出两个例子的交汇出,恐怕只有发 生的地点和群体性质了,都是在北京,都是读书群体。非但例子不恰,房先生的例证也并未 推翻茅先生的观点、解释“先知消息”的来源和透露者的目的是否如茅先生所说。茅先生在回复文章中指出五四运动的泄露传播问题,“与房先生指出的比较对象‘五四 运动’不同,当时的北京并无公共传媒。能够知道内情的仅为政治高层。”11房先生也在文 章中提到林长民在《晨报》《国民公报》上发表文章,宣传巴黎和会内容。因此,有大面积 的学生知道“诱因”并不奇怪,引发铺天盖地的学子们蜂拥而起也有逻辑可言,但在没有公 共传媒,消息封锁紧密的皇权社会,举子们知道“诱因”就很奇怪了。遗憾的是,房先生并 未对此问题做出证明及回应。
四、作者的笔风行文与互评
茅先生点评学界关于公车上书的研究可谓精彩绝伦,“从史料的角度来看,还绝非完善”、 “旁论及此,并非专论,仍透出一分意气”、“姜先生的散文虽是精心耕作,但议论过重,材 料也没有注明出处”“欧阳先生的短论仅有论点的声扬,未有新史料的铺张”。12这些看法颇 有见地,但仅凭各位学者的论述恐怕还不能对康有为是否真的领导组织公车上书做出圆满的 解释。为此,茅先生特作补证,以为“续貂之狗尾”。
在评价康有为时,茅先生并未失去自己身为历史学家的判断,他不否认康有为的历史地 位,以一个政治家来看待康本人。“他们已经成功地书写了自己的历史”、“至于康有为等人 如何进行鼓动与宣传,本来就是政治家的智慧,那就更不受指摘了。历史学家的职业训练, 恰是要从政治家的智慧中寻觅出原本的历史真实。”13茅先生以揭露康、梁笔下公车上书的 过程为目的,大方的赞扬康有为撰写的上书的精彩与分量,从政治学的角度予以评价。
茅先生回应房先生的论文评议时,是从学术交流的角度出发,毫不避讳历史研究中的异 样声音。“这种学术层面上的直面相对,鲜见久矣,使我感到了欣慰,甚至有一点兴奋。”14 虽然茅先生认为自己还是固执地坚持原先的看法,但其也对房先生提出的四点怀疑做出有理 有据的回应。
不同于茅先生的步步推敲,房先生下定结论时略显浮躁。“我断言 32 起公车上书没有一 起是由京官策动和组织的,因为迄今未找到材料证明哪一起上书是由京官策动和组织的”、 “在没有找到京官策动和组织举人上书的材料之前,我们就不能说公车上书是由京官策动和 组织的。”15在没有铁证之前,房先生便“断言”了京官无所为的“事实”,在还未找到京官 有所为的铁证时,房先生便要求“我们就不能说”这样的声音。
而关于房先生的点评,学生也读到了很多意气用语。“看到这段话,我不禁要说:‘海建 呀,你不公平呀!当重复签名者少时,你立刻就断言与康、梁无关并不需要旁证。而当重复 签名多时,已高达 74.78%、84.55%、64.20%了,按照你的假设前提应该足以证明是受了康、 梁影响了,你却不承认了,非要旁证不可。这是搞双重标准呀!’”16房先生的评论乍读上去 并不像学者间的文笔交流,好似与邻居般谈街坊八卦般随意。且逻辑推理也有问题。首先, 房先生并未考虑大众从众心理;其次,重复率高不一定是受康、梁的影响,但重复率低一定 不受其影响。房先生并未解释这一点。历史研究应有多方角度,多从不同视角或完全相悖的 视角发掘历史本身,若一味追求既有概念固步自封,全然拒绝新的学术研讨,不免有矫枉过 正之嫌。
房德邻先生在证明自己的观点上,运用大量笔墨着色于康有为,除却对康有为是否联合 举人、领导公车上书的推论证明,房先生还引用史料进行推敲,以此来证明康有为的“有能 力”、“有名气”,反驳茅先生所说的康声名不显。
“以康、梁的平素威望来质疑他们的领袖地位,实在太勉强了。所谓公车上书,就类似 于后来的学生运动,但比学生运动简单得多 他们只是到都察院去上书 他们是乘浪潮而 起的人物,在运动发生之前,通常是默默无闻、不起眼的。”房先生并不以康原有的声名不 显为短处,所谓时势造英雄,大概如此。“光绪十七年起他在广州开堂讲学。同年出版引起 轩然大波的《新学伪经考》 上书劾其...惊动了不少学者和官员,梁启超在京城为此事奔 走疏通,最后的结局是令自行焚毁。”⑧房先生以此来说明康有为“素有时名”,并非虚言。 但需注意的是例子背后的含义而非表象。康有为或许因为开学讲堂积累人气,或许因为写书 发刊素有时名,但其结果是被皇帝呵斥,书焚毁了事。故而,康有为拥有的也不过是被皇权 官场斥责的负名,刊发的也不过是禁书罢了。房先生这里想证明“康有名气”,进而说明康 有能力领导组织各省举人联合上书,企图推倒茅先生文中康有为名不见经传的形象,但史料 是不恰当的,各省举人会听信一个受到皇帝呵斥过的举人吗?即便康有为有名气,也不过是 被皇权所否定的负面名气,作为一群为了效忠皇权社会而奋力拼搏、十年寒窗的举子们,他 们会为了一个在皇帝眼中有“污点”的康有为奔走呼应、去对抗皇权吗?或许国难当前,青 年一代热血有余,渴望国家有所反应,不做战败的落汤乞儿,但振臂高呼的声浪层层叠叠, 他们会有注意力关注和信任一个离经叛道的康有为吗?
为证明公车上书不是由政治高层发动的,房先生举例光绪五年的上书反对浪潮和中法战 争议和时的舆论反对,“这类上书活动都是自发进行的,没有高层发动,也不需要高层发动。” ⑨ 因此,房先生认为公车上书也不需要高层发动。此例证明的逻辑不同,好比全世界万分之 九千的天空是白色的,所以那万分之一千的天空也是白色的。例子之间并无相关联系,房先 生用不同的例子来证明公车上书的发动者,未免相隔过远,有牛头对马嘴之感。
为证明公车上书是由康有为本人组织发动的,房先生几乎是故技重施。“散布消息的人 只是在散步能够引发运动的诱因,但是只有诱因并不能自然地引发一场运动。”首先,房先 生先引出观点,即散布消息的人不是运动发动者,确定行文基础,反驳茅先生的“透露情报 者的目的是策动公车上书”。随后,房先生采用五四运动的例子,认为当时学生听说巴黎和 会的内容而奋起集会。作者列举泄露消息的多方人员,按照茅先生的推论逻辑反推五四运动 事件,“按照茅先生给发动者、策动者所下的定义,从蔡元培到外国教师都是五四运动的发 动者、策动者...这场运动是学生的自发运动...学生坚决不承认有人发动、策动过他们”、“如 果蔡元培、林长民不能被视为五四运动的发动者,那么翁同龢,即使他真的向外泄露过消息, 他也不是公车上书的发动者,因为他并没有对联名上书的举人群体做过任何工作。”⑩ 房先生 的结论和证据之间跨多未免太大,即便五四运动是如此,就能证明公车上书一定如此?这两 者之间跨度时间二十多年,风云人物各不相同,连统治性质都不一样,更不要说社会风气、 国际背景了。五四运动与公车上书岂可同日而语。真要找出两个例子的交汇出,恐怕只有发 生的地点和群体性质了,都是在北京,都是读书群体。非但例子不恰,房先生的例证也并未 推翻茅先生的观点、解释“先知消息”的来源和透露者的目的是否如茅先生所说。茅先生在回复文章中指出五四运动的泄露传播问题,“与房先生指出的比较对象‘五四 运动’不同,当时的北京并无公共传媒。能够知道内情的仅为政治高层。”11房先生也在文 章中提到林长民在《晨报》《国民公报》上发表文章,宣传巴黎和会内容。因此,有大面积 的学生知道“诱因”并不奇怪,引发铺天盖地的学子们蜂拥而起也有逻辑可言,但在没有公 共传媒,消息封锁紧密的皇权社会,举子们知道“诱因”就很奇怪了。遗憾的是,房先生并 未对此问题做出证明及回应。
四、作者的笔风行文与互评
茅先生点评学界关于公车上书的研究可谓精彩绝伦,“从史料的角度来看,还绝非完善”、 “旁论及此,并非专论,仍透出一分意气”、“姜先生的散文虽是精心耕作,但议论过重,材 料也没有注明出处”“欧阳先生的短论仅有论点的声扬,未有新史料的铺张”。12这些看法颇 有见地,但仅凭各位学者的论述恐怕还不能对康有为是否真的领导组织公车上书做出圆满的 解释。为此,茅先生特作补证,以为“续貂之狗尾”。
在评价康有为时,茅先生并未失去自己身为历史学家的判断,他不否认康有为的历史地 位,以一个政治家来看待康本人。“他们已经成功地书写了自己的历史”、“至于康有为等人 如何进行鼓动与宣传,本来就是政治家的智慧,那就更不受指摘了。历史学家的职业训练, 恰是要从政治家的智慧中寻觅出原本的历史真实。”13茅先生以揭露康、梁笔下公车上书的 过程为目的,大方的赞扬康有为撰写的上书的精彩与分量,从政治学的角度予以评价。
茅先生回应房先生的论文评议时,是从学术交流的角度出发,毫不避讳历史研究中的异 样声音。“这种学术层面上的直面相对,鲜见久矣,使我感到了欣慰,甚至有一点兴奋。”14 虽然茅先生认为自己还是固执地坚持原先的看法,但其也对房先生提出的四点怀疑做出有理 有据的回应。
不同于茅先生的步步推敲,房先生下定结论时略显浮躁。“我断言 32 起公车上书没有一 起是由京官策动和组织的,因为迄今未找到材料证明哪一起上书是由京官策动和组织的”、 “在没有找到京官策动和组织举人上书的材料之前,我们就不能说公车上书是由京官策动和 组织的。”15在没有铁证之前,房先生便“断言”了京官无所为的“事实”,在还未找到京官 有所为的铁证时,房先生便要求“我们就不能说”这样的声音。
而关于房先生的点评,学生也读到了很多意气用语。“看到这段话,我不禁要说:‘海建 呀,你不公平呀!当重复签名者少时,你立刻就断言与康、梁无关并不需要旁证。而当重复 签名多时,已高达 74.78%、84.55%、64.20%了,按照你的假设前提应该足以证明是受了康、 梁影响了,你却不承认了,非要旁证不可。这是搞双重标准呀!’”16房先生的评论乍读上去 并不像学者间的文笔交流,好似与邻居般谈街坊八卦般随意。且逻辑推理也有问题。首先, 房先生并未考虑大众从众心理;其次,重复率高不一定是受康、梁的影响,但重复率低一定 不受其影响。房先生并未解释这一点。历史研究应有多方角度,多从不同视角或完全相悖的 视角发掘历史本身,若一味追求既有概念固步自封,全然拒绝新的学术研讨,不免有矫枉过 正之嫌。
小结
茅海建和房德邻关于公车上书引发的讨论发人深省,文中对于史料的运用及解读、行文 整体逻辑框架、人物挖掘及事件推敲、用词笔锋等都值得反复研究。茅先生关注的是公车上 书运动起势的根源及发展,房先生则更在意的是公车上书中青年学子的奋臂高呼。学生更倾 向于茅海建先生的文本逻辑。
当今的许多研究,只强调“公车上书”中康有为类似英雄性的开山劈斧的意义而很少甚 至不注重“公车上书”发生时间背景的幕后真相,有失于偏颇;而在学术研讨中反对不同的 声音、抱着不存异的先入为主讨论问题,那就失去了探寻历史真实的机会和胜算。
根据茅先生的研究结果推测,历史的真相远非如此简单,康有为在公车上书中所扮演的 角色其实是颇为微妙而暧昧的,其中还纠结着自我书写历史的质疑和学子振臂一呼的先锋意 义。学术流变,与时消息,在历史研究中,历史学家要做的,不在于是否证明了自己的正确, 而是使人触摸到历史的真实。
参考文献:
[1]《“公车上书”考证补》(一),《近代史研究》2005 年第3 期。
[2]《“公车上书”考证补》(二),《近代史研究》2005 年第4 期。
[3]《康有为与公车上书:读<“公车上书”考证补>献疑》(一),《近代史研究》 2007 年第 1 期。
[4]《康有为与公车上书:读<“公车上书”考证补>献疑》(二),《近代史研究》 2007 年第2 期。
[5]《史料的主观解读与史家的价值判断:复房德邻先生兼答贾小叶先生》,《近代史研究》2007 年第5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