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唐史发潜》;张唐英;君道观;臣道观
1. 引言
张唐英,北宋时期学者,四川新津人。元修《宋史》誉其为“有史才”[1]。史称张唐英著作颇丰,其历史评论著作《唐史发潜》主要内容包括对唐代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评价。《唐史发潜》此书现已散轶,现存篇目仅见于《历代明贤确论》中的52篇,本文采用近代学者傅增湘整理收录的《宋代蜀文辑存》中的52篇史论来探究。前人多关注《唐史发潜》的史论价值,但对其中的政治思想关注较少。《唐史发潜》中体现出的张唐英的君道、臣道观即是其政治思想之一,也是此文需要探讨的内容。
北宋中期,西夏、辽常与宋爆发战争,而宋多败,加上国内各种社会问题浮出水面。面对这种内外交困的局面,诸多学者纷纷举起效法《春秋》的大旗,于是形成一个唐史研究的高潮,将史学的作用投入到现实中。张唐英史论的目的在于“发潜”,即客观评价隐藏于历史之中的恶人恶事与忠言逆耳,将他们发掘出来,否则便会埋没忠烈之名,而使恶人青史留名,这不能发挥历史之教化作用。
2. 《唐史发潜》中的君道观
中国古代皇权至上,君王御统天下,对君主的评价也是反应张唐英对政治的敏感度,儒家学者一般用褒贬之说来评价君主,符合为君之道和擅长驾驭臣下的君主值得推崇和借鉴。张唐英的君道观就体现在《唐史发潜》中所议论之具体人物以及所围绕其发生的政治事件中。
2.1. 君主治国应以德行为重
张唐英的史论围绕为君、为臣之道展开。在为君之道上,张唐英主要强调为君者,需仁义,宽容,得君之体等,这都是通过人君的道德修养来完成的,君王御统天下,品性修养极其重要。提高个人修养向来被宋代学者看作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孟子所谓:“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2]君主修行品行向来受到儒家学者的推崇。
《唐史发潜》中的史论涉及历任唐代君王,张唐英在对唐高祖的评价中强调人君的道德修养在于君主需仁义,不可以私待臣。从杀刘文静却释裴寂的处理可以看出唐高祖性格偏私,专断,张唐英《刘文静论》评价唐高祖是“喜裴寂私昵之爱,而恨文静形之于言,故仇之酷也”([3], p. 347)。裴寂、刘文静跟随高祖唱难起义,及高祖登极,而裴寂赏赐无极,文静待遇却不厚。刘文静开国功臣最后却因为多几句怨言以谋反罪杀害,张唐英强烈倡导后世君主应以此为戒,否则迟早失去人心。
张唐英认为君主治国应以德行为重,反对天命迷信论。张唐英在《则天废立中宗预朝政论》中质疑武则天的天命:“武后之起其始袁天纲言其贵不可言,李淳风亦云当有女主王天下已在宫中。读史至此,未尝不疑也……以愚观之,有舜禹汤之德,足以王天下;自古符瑞之言,皆不足信也,何止一武氏哉!”([3], p. 355)张唐英反对不以仁义之道取天下,而以假符瑞以惑天下。反复强调君主治国应以德行为重。
张唐英在《德宗责御史段平仲论》中指出德宗器量狭隘。德宗失君人之体,《诗》曰:“予怀明德,不大声以色。”[4]为君者对于臣下应当优柔温怡,否则臣子畏惧不敢言,自此不通下情。段平仲进言,德宗声色俱厉,杂以他语。平仲错愕误称名,于是坐废七年。德宗即位,一开始便展露雄才英气,希望能做到中兴,可从他的行为和对臣子的态度来看还是不够的。段平仲因为小事被废,对其他臣子来说更加不敢进言。对比太宗于程名振奏事,见名振词色不屈,于是优而任之,而德宗却相反,由此可见,“德宗之量,岂不愧于文皇哉”([3], p. 366)。
以上便是《唐史发潜》对唐高祖,武则天,唐德宗等唐代君王的批评,唐高祖以私待臣,武则天以假符瑞以惑天下之人,唐德宗气量狭小,这都被张唐英从历史之中发掘出来。人君需提高个人的道德修养,治国以德行为重,只有太宗文皇这般人,这才是他心中的圣君。
2.2. 驾驭臣下,赏罚分明
君主赏罚分明,决断果敢,即得驾驭之道。张唐英在《太宗玄宗驾驭人臣论》中论述唐太宗如何驾驭群臣:“文皇帝驾驭而任使之,有功者必赏,有罪者必诛。其或引之便殿,伸以燕私,则固有之;至于君臣上下之分,岂有渎乱者哉?”([3], p. 374)唐治之盛,实由太宗始。
失驾驭之道的君王,终致天下离乱。张唐英在《太宗玄宗驾驭人臣论》中论述明皇如何失驾驭之道。天宝中,安禄山来朝,玄宗宠信非常,甚至在大殿之西偏设一鸡帐,给安禄山安排一个特殊的位置。太子劝谏安禄山不应该受到过度宠信,玄宗不听。“安禄山胡人,不识中原仁义礼仪之训”([3], p. 350),安禄山来朝,玄宗不明以君臣上下之分,使知尊卑之礼,反而待以家人之礼,禄山逐渐自大而欲图不轨。
张唐英从太宗、玄宗驾驭人臣的对比中,突出太宗能驾驭臣下,主要因为他赏罚分明。而玄宗赏罚不明,宠信安禄山过甚,以致禄山自大而欲图不轨,最后造成严重后果。
2.3. 善纳贤者之谏
张唐英在《玄宗德宗不用张九龄姜公辅之言论》中强调玄宗、德宗被谗言所蔽,不纳贤者之谏,最终流落“幸蜀”而悔不当初([3], p. 375)。玄宗不察天下之弊,不察贤臣之言。张九龄上奏表示安禄山狼子野心,而有反相,玄宗不但不听还被李林甫的谗言所惑,于开元二十四年将张九龄罢免。
德宗时,朱泚之弟朱滔在幽州造反,派人送密信给朱泚,结果泄露,朱泚求情,德宗于是解除朱泚的职务,将他安置在长安。姜公辅看出朱泚已失兵柄,心有怨恨,提议不如趁机除掉,德宗不能决断。朱泚很快在泾原为帝,进逼奉天,意图杀死唐德宗,最后兵败后被部下所杀。张唐英认为德宗信任朱泚也不愿听从姜公辅的谏言,果然导致朱泚之乱而后悔不已。
从《资治通鉴》中德宗与陆贽的对话来看,德宗认为自己就是因为推诚待人才导致决策失误。德宗曰:“今所致患害,朕思亦无他,其失反在推诚。”[5]德宗并不信任谏官,也不认为他们的话有所帮助,他认为这些谏官总喜欢自行夸耀,对了就是自己的功劳,错了就推开保存名声。德宗只要一问难,下面的人马上便无话对答。德宗对待臣下进言时不够宽容,只知以威严震慑臣下,于是久而久之,言路闭塞。
玄宗不察天下之弊,不察贤臣之言,张九龄贤相之言不听从,只听从谄媚之言,安史之乱后逃至四川,才悔不当初。德宗之才,原本可进中主而上,但德宗好疑太过,缺乏对臣子的信任。张唐英认为君主做不到善纳贤者之谏,就不能择善而从,最后过错没有及时修正,导致决策失误,遗祸不已。
2.4. 君主治国唯在择宰相
张唐英在《朋党论》中评价唐代的朋党之争,君主治理国家,关键在于择相,宰相选择得当,所谓得贤相于是天下治;宰相所用非人,则天下容易乱([3], p. 370)。当时唐文宗用李宗闵为宰相,李宗闵引牛僧孺为相,去李德裕之党。李德裕复相后,就排挤李宗闵。宗闵于是勾结驸马、女学士再求入相。等到李训、郑注用事,又启用李宗闵,李德裕被排挤。文宗虽然有嫉恶如仇的斗志,但却缺乏果断的能力,最后朋党相倾,无有虚日。无论是李宗闵还是李德裕当上宰相,都专注于内部争权夺势,张唐英敏锐地看到唐朝皇帝此时完全失去了对官僚的控制,制止不了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宗派斗争,使本来腐朽衰落的唐朝越发衰落。如果唐朝皇帝择良相,加强对官僚的控制,那么朋党之争很难发展壮大。
3. 《唐史发潜》中的臣道观
北宋中期,战争频繁加上国内出现各种社会问题。面对这种内外交困的局面,士大夫主体忧患意识加强,对现实多发表见解。五代时期,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社会伦理混乱,到了宋朝为臣的要求也不断加深。张唐英《唐史发潜》中的刘仁轨篇有言“夫臣子之道,勤劳所以立功,忠恕所以立名,退让所以全美,朴厚所以任事”([3], p. 355),这充分体现了张唐英的臣道观,忠孝、直臣、庸臣、贤臣、正臣、贼臣、小人等等具体评论,符合其贬恶扬善的主题。
3.1. 忠于君主
在为臣之道上,张唐英主要强调为臣者,忠于君主,贤能正直之臣得到大力赞赏,张唐英极力从历史细节中探寻出所谓“忠臣”与“奸臣”。忠是古代政治家对为官者的基本政治要求。忠,就是指官员要忠于君主、社稷,而实质就是忠于君主[6]。张唐英极力从历史细节中寻出不显于世的“忠臣”,为他们抱不平,例如高君雅揭露唐高祖起兵反隋,结果反被以勾结突厥而污杀。张唐英赞扬此是“隋之忠臣”,应当表彰。而唐代史官为避讳却隐瞒事实,张唐英认为这不利于劝人从善,《高君雅论》:“然而史臣不载其辞者,盖为唐而讳之,故使二子忠烈之名,不彰于世。”([3], p. 348)张唐英对高君雅的评价体现他对“忠臣”的看法,若张君雅稍有权力,岂不能一奋而报隋?隐瞒其忠义之举,实在是在阻碍“忠烈之道”。
此外,张唐英从李敬业起兵以勤王救国、支持唐中宗复位为名这一目的出发去评价李敬业,发掘出被宏观历史叙事掩盖的这一“忠臣”。李勣孙敬业,在武则天临朝时起兵于扬州,以支持唐中宗复位为名,他的谋士骆宾王还撰写《讨武曌檄》号召天下,不过中途转为攻打南京图谋不轨而败。李敬业兵败逃往润州,为部下所杀。常人多指责李敬业不轨,张唐英《李敬业论》却认为自古以来有志之士成功了大家才极尽赞美,不成功则不值得称颂,“若敬业不能称‘忠’,则后世无为旧君效命者”([3], p. 358)。
张唐英评价萧瑀是忠直之臣,萧瑀虽沉迷佛教甚至想要出家为僧,《萧瑀论》:“然尽忠于隋,及归国亦多有功绩,颇见委任。”([3], p. 353)萧瑀原是隋之外戚,萧瑀有才但由于性格不讨喜被炀帝疏离,后投降唐高祖,武德元年为内史令,萧瑀孜孜尽力,处理大小庶政。从萧瑀的经历来看,对隋朝尽忠,归国亦多有功绩,完全称得上“忠直之臣”。
对于“不忠”的臣子,张唐英的标准却提高了。例如李光弼,张唐英在《李光弼论》中认为此绝非“纯臣”([3], p. 365)。李光弼虽是平定安史之乱一大功臣,但依然非纯臣。李光弼本与郭子仪齐名,晚年为宦官所谗,拥兵不朝,声名受损,因此愧恨成疾而去世。张唐英主要是从李光弼的动机和行为分析得到他不纯的事实。
由此可见,张唐英认为的“忠臣”,即便是高君雅,许敬业等史学不加赞美的臣子,张唐英也认为需从细节中探寻,将宏观历史叙事掩盖的事迹发扬出来。对于李光弼的看法,张唐英却严厉许多,李光弼虽是平定安史之乱一大功臣,但依然非纯臣,依然有“不忠”的事实。
3.2. 勇于上谏
在《苏世长论》《郑公言守成之难论》《岑长倩论》《陈子昂论》中,勇于上谏的臣子值得赞扬。苏世长长于谏诤,得讽谏之道。天下之君,穷奢极侈,不念创业之艰难,惟见守成之容易,天下败乱继踵,率皆由此。《苏世长论》中唐高祖建立华丽的披香殿,苏世长向唐高祖谏诤:“此殿炀帝造乎?”高祖曰:“卿好谏似直,其心实诈。此是吾造,卿何言之?”世长曰:“昔陛下居于武功之时,宅才庇风雨,当此之时,亦以为足。今初有天下,于隋宫室又加雕饰,其可得乎?”([3], p. 348)
张唐英《魏郑公论》用魏征之口劝诫君王守成更难,应当警惕富贵之后而骄奢忘本,府库殷实后不思来之不易,“志气既骄,则悦谄谀之言;嗜欲既惑,则恶忠直之谏”([3], p. 351),不听劝诫,最终天下已叛,而堂上未闻。
苏世长和魏征都是劝诫唐朝统治者天下安定后不应穷奢极侈,这是臣子辅翼人主之道之一。正直者,公平无私,不逢迎权贵不屈从强暴,不媚时俗,不附和,对合乎道理的事要实话实说,不口是心非,谏官都应有此等品质。
岑长倩看似顺从武则天的心意,实际上为了社稷。则天革命后,岑长倩上疏请改皇嗣姓武,却反对将武则天的侄子武承嗣作为周室太子。岑长倩表面顺从,实际是为了保存李唐皇室。时人多批评岑长倩请改皇嗣之姓此事,而张唐英在《岑长倩论》中认为长倩之心乃陈平顺吕后之心,惜乎人不明其心([3], p. 357)。
议论者认为陈子昂作《大周受命神凤颂》是为了取悦武则天,这是不忠于唐的事实。张唐英《陈子昂论》:“士君子仕于乱世,以此微文而全身远害者可也。”([3], p. 359)陈子昂表面讽谏武后实为保佑中宗。武则天当政信用酷吏,滥杀官员。陈子昂屡次上书谏诤,言论切直,虽常不被采纳,但这也冒着不小的风险。所以说陈子昂讽谏武后,非谄媚也,此是直谏之臣。
3.3. 公正去私
自古自来,公正去私就是为官者最应当看重的美德,张唐英强调为官者需公正去私,为官处事如果有偏袒,就是因为自己有私心。《论语》说:“公则悦。”为政以公才能得到人心悦服。张唐英《李林甫置节度论》认为李林甫置节度乃是出于私心,欲杜绝中外名臣出将入相之路,于是任用藩将充任节度使。李林甫是皇室宗亲,以恩庇入职,无儒术文行才望而妒忌贤能有才之人,为了杜绝中外名臣出将入相之路,启用不识文字,不懂朝政之边将为节度使,张唐英认为“故禄山之叛,由专范阳大将之任,故敢西向,欲争天下,此皆由林甫启之也”([3], p. 363)。李林甫结交宦官与武惠妃,于是对玄宗的事无不了解,每次奏对,常使玄宗称心,由是擢黄门侍郞。朔方节度使牛仙客在河西政绩可观,玄宗欲为之加官进爵,甚至提升为尚书,张九龄以无此先例,恐朝廷不服以为不可。而李林甫在此时暗中进言:“天子用人,有何不可。”引得深得玄宗大悦,最后牛仙客得到大量赏赐。最终张九龄罢相,牛仙客被任命为尚书后只会唯唯诺诺,于是政务皆由李林甫做主。张九龄贤臣也,为政以公,李林甫却只知讨好皇帝以实现自己的私人目的。
《李揆论》中提到肃宗时期李揆陷害吕諲一事。李揆与吕諲同为宰相,吕諲才居李揆之上,吕諲以事出守荆南,由于政绩出彩于是再入为相。李揆妒忌他不希望他再入朝得以重用,于是秘密派人到江陵求吕諲之事,想添油加醋好中伤污蔑吕諲,后来此事暴露,李揆于是贬为袁州刺史。真是“欲陷他人,乃自陷也”([3], p. 364)。辅翼人主当泽天下,李揆奈何以自己的私心攻击同僚,破坏朝廷公正。
张唐英在《王翃召朱泚之乱论》中评价王翃犒军不知国家致远之道而惜毫毛之利,岂能知此哉?世人皆知朱泚之乱,却不知召朱泚者王翃也,张唐英从历史的线索中将王翃这一祸害之行揭露出来。朝廷大臣以及后宫权势没有功绩却极尽享乐,而普通士兵三餐饮露,衣不蔽体,如果没有重赏和重罚,他们不会甘心卖命。王翃犒军不知体恤还亏待士兵,于是引发动乱,《王翃召朱泚之乱论》有言:“而翃惜一饭之费,流四海之祸,卒使狂荡窃发,污辱庙社,渎乱神器,腥秽天地,祸害生灵,非翃召之,而孰召之耶?”([3], p. 371)王翃犒军严苛,此非公正之为,惜毫毛之利而误苍生。臣子在处理各种利益关系等各个方面需做到公正去私,不然这些问题就无法得到正确处理。
张唐英也批评李德裕,李德裕认为朝廷要官当任世家子弟,因为世家出身更知典故。张唐英从李德裕的家世分析,李德裕祖父李栖筠,父亲李吉甫皆为高官,自己又是宰相,提出这种建议岂不是为了家族利益?张唐英的《李德裕请任世家为要官论》认为李德裕之言是“私于己可也,非天下之公言也”([3], p. 371)。
总之,张唐英认为臣子之道在于勤劳以立功,忠恕以立名,退让以全美,朴厚以任事。臣子为政则需做到公正去私,辅佐君王则需勇于上谏,这是张唐英臣道观的全部。
4. 《唐史发潜》君道观与臣道观的价值与局限
张唐英《唐史发潜》大部分史论都是评价唐代君臣,其中可以体现张唐英的君道、臣道观的价值与局限。从《唐史发潜》中看出张唐英的君臣观既有继承传统儒家思想的君臣观的一面,敢于大胆批评君主,不把君王看做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张唐英撰写此书时目的在于挞伐昏君奸臣,于是他从历史细节出发,揭发出许多潜伏在历史中的恶人恶行,又是其独特之处。
4.1. 《唐史发潜》君道观与臣道观的价值
受制于时代背景,宋代学者大多受义理之学的影响,即突出儒学中的伦理纲常、道德名教,文章多强调道德教化的一面。张唐英从传统儒家思想观念出发,强调为君者,需仁义,宽容,提高个人修养,治国应以德行为重;君主应赏罚分明,决断果敢;君主应善纳贤者之谏,择善而从;君主治理国家,关键在于择相。为臣者,需忠于君主,为人做事应贤能正直,勇于上谏,处理政务需公正去私。这不仅是对君与臣双方提高个人修养的要求,也体现其对君与臣之间良性的互动的要求,君待臣以仁德,臣待君以忠义;君主善纳谏,臣子勇于上谏;君主治国在于择良相,臣子则需贤能正直,公正去私。这种良性的互动才能真正构建起儒家理想的王道政治。
宋代的义理史学家创建理学思想体系,发表对历史问题的看法,完全是一种“个人行为”[7]。从《唐史发潜》评价内容来看,个人的立场、观点十分强烈,这也体现了张唐英这一宋代学者的自觉。张唐英撰写《唐史发潜》的目的本就是以唐代历史来“发潜”,即揭露唐代历史的真相。张唐英君道观的根源在于他的政治理想继承传统儒学对君主的要求,也就是古代中国一直以来的“圣君贤相”的终极标准。其次,张唐英在对君道观的论述中,希望通过批判部分唐代君主,给宋代君主以借鉴,并以此作为国家治理之良策。张唐英强调君主治国需以德行为重,推行仁政,相对应的臣子则需忠于君主,直言敢谏,公正去私。对于正史所不见的忠义之举,张唐英不仅赞扬高君雅,李建业等是“忠臣”,还同情窦建德的遭遇。除此之外,张唐英对唐代大臣态度十分鲜明,他着重于从历史细节找出忠臣贤臣,对于不忠不公正的臣子则大加批判。
从《唐史发潜》中看出张唐英的君臣观不仅体现了作者浓厚的儒学思想,更为了发扬其贬恶扬善的主题,从而达到以史为鉴的目的。张唐英所提倡的君臣观不仅给宋代君臣提供以借鉴,对我们现代社会也有着重要价值。
4.2. 《唐史发潜》君道观与臣道观的局限
史论本身具有较强主观性,从《唐史发潜》中可以看出张唐英对人物的评价主要为了揭露历史真相,所以不完美的君臣全会被列出,但这样会导致其评价视角也比较片面,历史的发展是多种因素交织影响的结果,只强调其中某一点则难免会不够全面。例如在评价李光弼时,主要是从李光弼的动机和行为分析得到他不纯的事实,甚至以王忠嗣、郭子仪对比李光弼。《大事记续编》作者王袆就认为张唐英此说法片面,浅显。王袆曰:“假如明主见责,岂失一金吾羽林而归宿卫,其次岂失一黔中上佐……以忠嗣、子仪而观光弼之识,浅矣。”[8]
张唐英评价人物与事件虽然给我们提供一种独特的视角,但有些议论也受限于作者的想法与认知。张唐英评价李光弼仅仅从将李光弼与王忠嗣、郭子仪对比就得出“臣子不忠”的结论,却未分析李光弼所处时境,的确不太全面。又如李敬业起兵,中途却图谋不轨妄图南京。常人多指责李敬业不轨,张唐英却从动机出发认为李敬业依然是忠臣,这显然是为了标新立异。文章只重道德教化难免会使其评价人物时变得不那么客观,这也是许多宋代学者的通病。
5. 结语
张唐英《唐史发潜》大部分史论以唐代政治内容尤其是君臣之事为主,也有少数篇目的评论是从宏观视角出发的通论,这充分反映了张唐英《唐史论断》论史的全面性,本文从中截取最能体现张唐英君臣观的一些内容加以总结。《唐史发潜》虽以唐代的人物,事件为主,从此中也可反映出张唐英所处时代的要求,以唐代的历史作为借鉴,从而使史学真正为现实服务。
从《唐史发潜》中看出张唐英的君臣观既有继承传统的一面,即受传统儒家思想的君臣观影响。又有其大胆的创见,张唐英敢于挞伐昏君奸臣,评价人物的视角也是别具一格,即从历史细节出发,揭发出许多潜伏在历史中的恶人恶行。
参考文献
[1] | 脱脱, 等. 宋史(卷三五一)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5: 11099. |
[2] | 郑训佐, 靳永. 孟子译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9: 87. |
[3] | 博增湘, 原辑, 吴洪泽, 补辑. 宋代蜀文辑存校补(卷十二) [M].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4. |
[4] | 周振甫. 诗经译注(卷七)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0: 28. |
[5] | 司马光. 资治通鉴(卷二二八)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6: 7354. |
[6] | 杨建祥. 中国古代官德研究[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15. |
[7] | 汤勤福. 义理史学发微[J]. 史学史研究, 2009(1): 42-49. |
[8] | 王袆. 大事记续编(卷六〇)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 7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