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唐末以来，时局动荡、干戈分忧。发祥于辽西一带的北方游牧民族契丹乘时而兴，迅速取代汉唐以来中原王朝的正统地位，成为东亚国际秩序的中心。在东亚国际局势复杂多变的环境中建立的辽王朝和王氏高丽政权，由于地理区位相邻，双方根本利益相异，由此导致辽丽双方由最初的交欢转而交恶，至圣宗朝，最终演变为复杂的战和关系。
辽丽之间圣宗朝的战和关系，在整个辽丽关系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此间确立的双方藩交体制，不但从根本上规定和影响了此后整个辽丽关系的总体面貌，同时也在古代国际关系史上，有着多方面的深刻影响和作用。深入开展圣宗朝辽丽关系史研究，不仅对促进中朝关系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当代我国发展与朝鲜、韩国的友好关系，推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合作与交流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关键词：辽朝；辽圣宗；高丽
一、辽初东亚政局及辽丽关系简述
（一）圣宗朝以前东亚地区国并存
唐高宗显庆五年（660），唐朝与新罗联合一起灭掉了在半岛南端立国的百济。数年之后，又于总章元年（668）灭亡了高句丽。唐朝接受了原属高句丽的户口六十九万，城邑一百七十有六。为了实行对高句丽遗民的有效管理，唐朝乃对新得高句丽人户和城邑进行重新编制，置安东都护府于平壤以治之。《新唐书》卷 220《高丽传》：“剖其地为都督府者九，州四十二，县百。复置安东都护府，擢酋豪有功者授都督、刺史、令，与华官参治，仁贵为都护，总兵镇之。”从而改变了几个世纪以来朝鲜半岛三国鼎立纷争的局面，由此也使东北亚政治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上元三年（676），武则天把安东都护府治所收缩到了辽东故郡城（今辽阳市），翌年，又北向徒置于新城（今抚顺市），其后不久，复西徒于营州（今辽宁朝阳市）。唐朝的安东都护府由朝鲜半岛的平壤西北向徒置于辽东腹地后，新罗遂顺势据有了朝鲜半岛原属高句丽的部分地区，实现了半岛的统一。新罗对朝鲜半岛的统一，标志着 7 世纪中后期东北亚唐朝、新罗、日本鼎立格局的形成。这样的格局维持了两个多世纪。
之后，由于“安史之乱”的爆发，中原藩镇割据，战乱连年，此间在相对平静的东北一带立国的渤海乘唐朝无暇东顾之机，空前地扩张了自己的势力，成为东北亚地区文昌物盛的文明大国，号称“海东盛国”。与此同时，占据辽西一带的契丹也乘时而兴，四处攻伐。唐朝天祐四年（907）正月，契丹首领耶律阿保机于唐朝灭亡的前三个月，正式即皇帝位，取代遥辇，建立了辽朝。同年四月，唐朝权臣朱全忠代唐自立，改国号曰梁，是为后梁。于是，中原地区出现梁、唐、晋、汉、周五个短命王朝，史称“五代”，中原以外地区则不奉五代正朔，出现了南唐、吴越、蜀、荆南、南汉北汉等诸多割据政权，史称“十国”。
辽神册三年（918），也就是阿保机仿照中原汉制正式建元的第三年，朝鲜半岛上的弓裔将领、松岳地方豪强王建发动政变，夺弓裔王位自立，改国号为高丽，建元天授，这就是半岛历史上的王氏高丽。辽朝天显十年（935）高丽灭亡了新罗，第二年又灭亡了后百济，从而再次结束了各国纷争局面，统一了朝鲜半岛大部分地区。至此，唐朝灭亡之后，东亚和东北亚一带的中原五代政权、南方十国政权、北方的辽朝、东北的渤渤海、朝鲜半岛的高丽和岛国日本相互对峙的多国并存政局正式形成。以战斗立国的契丹，在建辽初期，凭借强劲的武风，通过南略燕云、西征诸部、东兼渤海，迅速发展成为继唐朝之后的世界型强盛帝国，成为新形势下多国并存国际秩序的中心。 公元 918 年王氏高丽立国之际，辽朝所面临的国际环境是：南与五代政权为邻，东北与渤海交界，西南则与高丽接壤。
（二）辽丽双方之间的互使与交恶
辽朝与高丽领土接壤，早在高丽建国之初，两国之间就已经建立了通聘往来的正常邦交关系。但由于高丽立国伊始便把夺取大同江以北辽朝所属的高句丽旧壤奉为基本国策，故辽丽之间的矛盾随着辽灭渤海，高丽背辽而改事中原王朝，且囚辱辽使、片面绝交等事件的接连发生而趋于激化，最终导致双方战事在圣宗朝的集中爆发。据《辽史》记载，爆发在圣宗朝辽丽之间的大规模战争主要有三次，分别发生在辽统和十年至十一年（992 年～993 年）、统和二十八年至二十九年（1010 年～1011 年）和开泰三年至开泰八年（1014 年～1019 年）。 由于辽丽的并峙，只是当时东亚多国并存互立政局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双方之间的战和关系，必然要受到当时国际关系大局的影响。总的看来，辽丽之间的对立，在当时并不构成东亚地区国际关系的核心问题，而辽朝与北宋的对立，才是当时多国政局中的主要矛盾。所以，圣宗朝辽丽之间的战事发展动态与结局，直接受到当时辽宋之间战和关系的影响和制约。
二、辽丽第一次交战时期：高丽舍宋，奉辽正朔
据《辽史》记载，统和元年（983）十月，上将征高丽，亲阅东京留守耶律末只所总兵马；统和三年（985）七月，诏诸道缮甲兵，以备东征高丽。八月以辽泽沮洳，罢征高丽。其实，“辽泽沮洳”只是借口，事实上当时宋欲借“主少国疑”之机攻辽，收复燕云十六州之地，因而派遣韩国华出使高丽，约高丽出兵与宋夹击辽。辽为了避免腹背受敌，不暂时放弃征伐高丽，保持辽与高丽之间的和面。《高丽史》中“成宗五年春（986）正月，契丹遣厥烈来请和”，便说明了这一点。986年宋“雍熙北伐”失败后，宋改变了对辽军事战略，辽宋恢复和平。而战中，宋曾要求高丽出兵的情况，则使辽统治者认识到防止宋与高丽结成对辽军事联盟的重要性，因而进一步加深了征伐高丽的决心。
成宗十二年（993），辽以东京留守萧逊宁为将举兵入侵高丽。而在此之前，高丽西北边界的女真曾分别于同年五月和八月两次向高丽朝廷递送了辽将入侵高丽的情报。“成宗十二年夏五月，西北界女真报契丹谋举兵来侵，朝议谓其绐我，不以为备”“成宗十二年秋八月，是月，女真复报契丹兵至，始知事急，分遣诸道兵马齐正使。由此可以看出，高丽开始并没有认真对待、积极做好备战工作，直到女真第二次报告时方才知事急，派出兵马齐正使到各道募集兵马军粮以应对契丹入侵。同年十月，任命侍中朴良柔为上军使、内史侍郎徐熙为中军使、门下侍郎崔亮为下军使，“军于北界，以御契丹”。成宗欲御驾亲征，因而亲自到西京巡视，随后又巡视了安北府，然而此时传来战况：契丹的东京留守萧逊宁已经攻破蓬山郡，并活捉高丽先锋军使、给事中尹庶颜等人。成宗听闻，不敢继续前往督战，乃还。徐熙率军出征蓬山郡与辽将萧逊宁相交涉，萧逊宁移书云：“大朝统一四方，其未归附，期于扫荡，速致降款，毋涉淹留。”徐熙认为，辽朝目的在于高丽的归附而非灭亡高丽，因而并未交战而是上表朝廷建议和解。
于是，成宗派遣徐熙奉国书至萧逊宁营帐与之进行谈判，谈判的中心问题主要有两个：一，辽认为高丽应继承新罗之地，而原高句丽之地为渤海所占，辽灭渤海后理应据有原高句丽之地。二，辽认为高丽既然邻近辽朝就应与辽建立友好关系，但高丽却“越海事宋”。因而只要高丽“归还”所侵占的高句丽领土并且断绝与宋联系转事辽朝，则可退兵。对于这两个问题，徐熙提出了反驳，言：“非也，我国即高句丽之旧也，故号高丽都平壤。若论地界，上国之东京皆在我境，何得谓之侵蚀乎？且鸭绿江内外，亦我境内。今女真盗据其间，顽黠变诈，道途梗涩，甚于涉海朝聘之不通。女真之故也。若令逐女真，还我旧地，筑城堡，通道路。则敢不修聘？”徐熙强调，其一，高丽即高句丽领土的继承者，如果以此理论那么，今辽东京则也应在高丽的领土范围内，因而推翻辽朝的“渤海领土继承者理论”；其二，“越海事宋”并非高丽本意为之，而是由于女真对于道路的阻碍才使得高丽对辽修聘不畅，如果能够驱逐女真，将鸭绿江东之地交还高丽，则必修缮交通、向辽称臣纳贡。谈判结果，萧逊宁在高丽同意向辽臣附纳贡并断绝与宋朝关系的前提下，答应撤兵，并上表圣宗，将“鸭绿江东数百里地”赐予高丽。“统和十一年（993）春，高丽王治遣朴良柔奉表请罪，（圣宗）诏取女直（真）鸭绿江东数百里地赐之”。随后，辽圣宗派使者正式册封高丽王，高丽行辽正朔，对辽称臣纳贡，乞还俘口，进献方物、鹰、妓乐，并选送十名少年于辽学习契丹语言，提议通婚等。高丽曾于成宗十三年（994）六月派元郁为密使到宋朝，告知辽军入侵及双方签订的协议内容，同时提议与宋军联合攻打辽朝，但“宋以北鄙甫宁，不宜轻动”为由拒绝，至此，高丽方与宋绝交。
三、辽丽第二次交战时期：不遗余力，巩固藩属
四、辽丽第三次交战时期：六洲为名，再定宗藩
五、五、结论
